最近，持续两年之久的ＫＴＶ版权收费争议又有升温。而在围绕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音集协）、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音协）收费行为的纠纷里，公众舆论莫衷一是，其中同情被收费者的声音不在少数。

　　综观这些所谓“乱象”，不外乎：其一，该不该对背景音乐等收费？其二，协会收费标准及方式是否合理？前者又可拆分为两个小问题，一是该不该收取哀乐版权费？二是，这笔钱该不该由相关协会去收？

　　按理说，该不该收费本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普及，为知识产权付费已成社会共识。即便对于那些持“抗议”态度的宾馆饭店以及ＫＴＶ企业来说，他们也在口头上认同应向版权所有者缴纳一定费用。但这仅仅是在意识和口头上认识到而已，一旦真的收到他们头上，伤及其实际利益时，真实态度就显露出来了，他们抗议、抵制，虽说都知道世上没有永远的免费午餐，但能多吃一天算一天，以前都吃习惯了嘛。

　　如果要抵制，当然就要有理由。因此就有对哀乐版权费“收死人钱”的嘲讽，就有对收费标准过高的指责，就有对按床收费的争执，就有对音集协或中音协官民身份的质疑。

　　在我看来，要对吃惯免费午餐的国人收费，遇到这些问题是必然的。中音协不是政府部门，所谓收费不过是一笔生意，或者是一种博弈，而不是道德问题，作为权益代理人，要得越多才越称职。这边能漫天要价，那边可就地还钱，这边要按床收，那边要按人算，有些争议再也正常不过，如果争执陷入僵局，不还能找法院评判？事实是，对于那些从来没有缴费习惯的单位来说，缴一块钱版权费都是高，都会高声抗议。云南当地企业大都嫌背景音乐使用费高，可家乐福、沃尔玛、麦当劳等外企为何却痛快地缴纳了？很简单，前者无习惯才高声抗议，后者有经验故无大惊小怪。

　　对于哀乐版权费亦应作此理解：只因无习惯，才会视之为惊世骇俗。从公平角度讲，如果别的音乐作者都能够从版权费中获得报酬，凭什么哀乐作者罗浪的劳动就得不到尊重？当下丧葬费高企是事实，但那不是罗浪的问题，而是殡葬行业的弊端。

　　此外，对于公众担心所收费用会不会到不了著作权所有人手里的问题，我以为，对中音协的收费情况进行监管是应该的，但这却是实行收费后下一步该做的事情，而这也不能成为反对收费的理由。

　　虽然版权代理协会拳打八方的收钱行为有些“霸道”的感觉，但作为一名记者、一位著作权所有人，窃以为，维护知识产权和作者权益，还真就要有这种霸气，还真就要多几个中音协性质的机构。在互联网上，有无数记者的无数文字正被无偿转载，因为维权成本过高以及怕被网站“封杀”，几乎无人跟习惯了免费午餐的网站们较真。如果记者行里出一个“记著协”，代表记者们向网站们抡起大棒，即便他从中取了２０％的管理费，我仍要举双手赞成。

　　要说维权，还就得打官司，同时，打官司也是解决一些难题的较直接办法。比如，中音协不是政府部门，没有强制收费的权力，它到底应该按什么标准收费，都可以用法律审判的形式说个一清二楚。 作为一个民间团体，音集协维护著作权人权益，其中虽然有２０％代理费的利益驱动，但在客观上仍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意识的普及有不小的推动作用，其示范效应更不可小视。站在历史角度看，如果所有的被侵权人都能如此般得到法律的援助，那将是中国法制进程上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