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有个小故事，四十年代，在延安的时候，党决定把一大会议召开当成党的生日庆祝，但几个当事人都记不得究竟是1921年7月的那一天召开的了，后来只好将7月1号当成召开日庆祝了。
解放后，还专门为此做了一番仔细调查研究，不但找到了开会的地方，还基本弄清了开会的时间以及后来转移的全过程，真正的会议日期其实是在7月23日。
好在这个不牵扯啥是非，只是单纯的学术讨论。
但凡有点常识的都知道，遵义会议是我党逆天改命浴火重生的一次重要转折，怎么形容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但也有几处疑点：
首先，会议的时间问题。一般说法就是陈云保存下来的一份会议决议，上写着1月8号。另一种是武修权1982年的回忆，说红军打下遵义城以后，中央机关9号进城，在旧军阀的一座公馆里安顿下来，白天还要处理前线和电报，只好把会议放在晚上，从15号连着开到17号，油灯常常亮到半夜。
武怀疑，陈云那份决议上的时间是错误的。可能是把18号误刻为8号。
事情就是这样，既然已经有人提出来质疑，我想，党史那样多的专家，中国那样多的历史院校，又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会议，考证这一时间问题，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么？可以从当时的局势，主要参加者的回忆，还有红军各军团主官距离会场远近，赶来参会的行程，以及国共双方电文，当时主要报纸信息，等等等等，综合印证。
如此，不可等闭儿戏。
另一个问题就是邓公参会问题。疑问集中在两处：一是究竟参加会议了没有？当时坐没坐在会场之上？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会议，是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列席，还是正规出席？
武修权的回忆是，邓公在场。开始是列席，后来在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当场转为正式出席者。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按说武修权回忆的时间正在八十年代，这个就更难澄清一些事实。
那个时候，当年与会者在世的已经很少，且很难说出来一些事情了。
好在，现在，所有当事人都已经作古，一切都可以摆在明面上，认认真真讨论并研究了。
武修权当时是做为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翻译出席了会议，应该算是列席者。后来在回忆起的时候，虽然过去了四十七年，却仿佛历历在目，他的回忆也算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我感觉，在中国，说一句真话，真的很难很难，如果再纠正一些明显的错误结论，可能更难上加难，做过党史研究的都知道。
还是学术不自由的缘故吧。所以，当朝写史，确有迟疑，古往今来都是如此。
2025年12月20日星期六上午6时56分
两处疑问
我记得有个小故事，四十年代，在延安的时候，党决定把一大会议召开当成党的生日庆祝，但几个当事人都记不得究竟是1921年7月的那一天召开的了，后来只好将7月1号当成召开日庆祝了。
解放后，还专门为此做了一番仔细调查研究，不但找到了开会的地方，还基本弄清了开会的时间以及后来转移的全过程，真正的会议日期其实是在7月23日。
好在这个不牵扯啥是非，只是单纯的学术讨论。
但凡有点常识的都知道，遵义会议是我党逆天改命浴火重生的一次重要转折，怎么形容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但也有几处疑点：
首先，会议的时间问题。一般说法就是陈云保存下来的一份会议决议，上写着1月8号。另一种是武修权1982年的回忆，说红军打下遵义城以后，中央机关9号进城，在旧军阀的一座公馆里安顿下来，白天还要处理前线和电报，只好把会议放在晚上，从15号连着开到17号，油灯常常亮到半夜。
武怀疑，陈云那份决议上的时间是错误的。可能是把18号误刻为8号。
事情就是这样，既然已经有人提出来质疑，我想，党史那样多的专家，中国那样多的历史院校，又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会议，考证这一时间问题，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么？可以从当时的局势，主要参加者的回忆，还有红军各军团主官距离会场远近，赶来参会的行程，以及国共双方电文，当时主要报纸信息，等等等等，综合印证。
如此，不可等闭儿戏。
另一个问题就是邓公参会问题。疑问集中在两处：一是究竟参加会议了没有？当时坐没坐在会场之上？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会议，是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列席，还是正规出席？
武修权的回忆是，邓公在场。开始是列席，后来在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当场转为正式出席者。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按说武修权回忆的时间正在八十年代，这个就更难澄清一些事实。
那个时候，当年与会者在世的已经很少，且很难说出来一些事情了。
好在，现在，所有当事人都已经作古，一切都可以摆在明面上，认认真真讨论并研究了。
武修权当时是做为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翻译出席了会议，应该算是列席者。后来在回忆起的时候，虽然过去了四十七年，却仿佛历历在目，他的回忆也算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我感觉，在中国，说一句真话，真的很难很难，如果再纠正一些明显的错误结论，可能更难上加难，做过党史研究的都知道。
还是学术不自由的缘故吧。所以，当朝写史，确有迟疑，古往今来都是如此。
2025年12月20日星期六上午6时5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