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追踪调研中发现，一些市、县驻京接访人员管理和工作疏松、粗暴，违规雇佣社会人员看管上访人员，导致访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同时，在北京，明里暗里已形成规模庞大、畸形的“灰色产业链”。（《济南日报》11月25日）

 
       外地干部进京接访形成灰色产业链，对熟悉国情的人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消息，但是，其中隐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清楚地认知。就笔者的观点，“灰色产业链”的形成是制度化社会控制缺席或者说不成熟的产物，而之所以形成“灰色产业链”，是政府付出的又一个维稳成本罢了。发展是政绩，稳定也是政绩，如此以来，“灰色产业链”的出现是偶然的吗？

         自从2001年在政府行政文件中首次使用“维稳”一词以来，各地不但出现了“维稳办”，而且维稳成本呈逐步上升之势。据报道，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全国维稳成本统计，但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为普遍现象。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44亿元，比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要多出许多。“灰色产业链”的背后正是维稳成本急剧上升的一个缩影。

         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信访难题之下，五花八门的“非正常息访”不断涌现，“花钱买稳定”成了较为普遍的选择：人盯人、陪吃喝、塞红包、免费旅游……但是，花钱不但没有买来稳定，相反，带来了财力投入无底洞。

       当下的社会已经进入矛盾突发期，许多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逐渐从隐性变为显性，从零星的个人行为变成集体行为。在这样的前提下，维稳工作必然面临复杂的形势，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矛盾到了非暴力或金钱不足以解决的临界点，还是原来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到了一定边界？笔者以为，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冲突和矛盾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社会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冲突可以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对于社会冲突，如果饿适当，就能减少减少乃至消除危机因素；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引爆更大的危机。而“灰色产业链”的出现恰恰印证了当下处理冲突和正常利益诉求的弊病——“以抓人论英雄”和“维稳政绩GDP”。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政府形式，甚至也不在于政治参与的程度，而在于是否达到了足够的制度化水平，建立了有效的社会控制。而在我国，社会控制效用的发挥主要来自于人治，而不是制度，这更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性。“灰色产业链”的出现也并没有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就是证明。

       理性的认识是，一定程度的社会冲突其实是无法避免的。对于冲突，不能简单的否认或压制，必须承认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要疏导其产生原因，才能将冲突限制在维持现有社会政治框架内，从而维护有利于各方的社会秩序，并且将冲突控制在较小的规模内。英国社会学家达仁道夫指出，“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

     现代社会不是依靠几个良善的好人，而是依靠一种理性的、自信的好制度，来解决纠纷和冲突。如果不从制度上遏制冲突和矛盾，社会就不可能变得公正、和谐。因此，对当下社会来来说，笔者以为，更需要的是一种对冲突和矛盾的制度化容纳和化解机制，做到这点，就是消除“灰色产业链”形成的土壤。也只有如此，才能超越一时的维稳追求，降低维稳成本，促使社会控制的制度化和利益诉求的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