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就媒体报道的《浙江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正式回应：“我们测试的目的不是验证运动员证书的真伪，而是验证其体育水平和运动能力是否达到高考加分的标准。至于加分者的家庭背景并不在我们的验证范围之内。”（《新京报》5月17日）

      面对“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的舆论压力，浙江教育考试院回应称家庭背景不在考察范围。如此迂回的应对舆论策略，让我们看到了什么？一方面似乎承认了不公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把自身的责任巧妙地加以“洗白”——一幅无辜的样子。

     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如果考察一下“加分俱乐部”的实际情况，恐怕就不会说得这样轻松了。“三模三电”（即航海建筑模型、航空航天模型、车辆模型与无线电测向、无线电通信、电子制作）需要不菲的花费，考生背后必须有富足的家庭经济背景。另外，该加分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被少数权势者控制。莫说一般考生玩不起这个票，就算忍痛而为，也常常报名无门，因为往往直到公布加分考生名单，多数考生都还被蒙在鼓里。对这种情况，有关部门如果不是装看不见，那就有失察的嫌疑，如果心里明镜似的，那又怎么会如此理直气壮呢？

    “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却不知不觉地输在‘终点线’上，高考都还没有开始，人家的孩子20分已顺利拿到手。”这是新闻明确告诉我们的事实，可是，浙江教育考试院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却说这“20分”与其无关，因为他们仅仅验证学子体育水平和运动能力是否达到高考加分的标准。这样的混乱逻辑、这样的荒唐说辞，恐怕是遣驴技穷的表现吧？

     任何制度的尊严都必须得到维护，任何制度的立足点必须得到公正的支撑，任何制度的公信力都是在维护正义的基调中得到实现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错位，笔者以为，所谓不考察家庭背景的辩解，把高考加分政策有意无意之间虚化了，抽空了制度的正义性和道义感。如果说权力、社会关系网络等的介入导致了起点的不平等，那么，这些因素同样也可能操纵着竞争过程中的规则和机会。“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表明加分政策成了权势者玩弄于鼓掌之间的玩偶，成了自肥的道具，这也充分显现了制度正义性的流失，更说明了制度存在的土壤和空间已经异化。不考察家庭背景，能够让人服气吗？

  
    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来说，近年来，“假少数民族”、“运动员批量制造”、“假三好学生”等现象的频繁出现都说明了加分政策的沦陷，而主管部门的漠视态度在这样的前提下，意味着什么呢？假如制度的公正性已经被扭曲，假如制度已经成了新的不公正的制造者，甚至是制造更大不公的工具，那么，这样的制度还有必要存在吗？还为什么能存在呢？对加分政策，难道不应该进行这样的省察吗？

     浙江教育考试院的回应，“家庭背景不在考察范围”，在笔者看来，带给公众的是更大的挫败感和无力感。我们知道，即得利益者的阻力会给政策的制订和修改施加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但在业已不公的异化了的激励政策面前，考量的不是“结果”，而应是整个过程。面对加分政策成为新的不公平的制造者，主管部门别急着撇清自己，而是既要顺应民意，又要注重程序，将失去的社会公正尽快地找回来吧。

   当然，我们也知道，导致“加分俱乐部”这种刺目现象的形成，是有着复杂的社会大背景的，这责任不能由主管部门来负。这个我们充分理解，只是理解的同时，也请有关部门设身处地地理解一下公众的挫败感，尽可能地维护社会公平吧，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漠视家庭背景是制度虚化的遮羞布是一个并不夸张的判断。当下，寻求新的制度路径以阻止权势者继续形成利益同盟对加分政策进行寻租，已经成为摆在整个社会面前的一道大课题。谁愿意加分政策成为新的不公平的制造者呢？谁愿意加分政策成为权势者独享而普通老百姓无缘的盛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