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个别地方，“三模三电”训练队成为有钱有权有势家庭子女组成的“高考加分俱乐部”，校领导也乐见其成，用此来协调学校与各方面领导的关系。普通家庭的学生尤其是农家子弟根本“分享”不到这类特殊关照，难以加盟训练。 （《中国青年报》5月15日）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写道：“崇拜权势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牢狱和奴隶时代的遗迹。”面对绍兴一中2009年参加航海模型加分测试的19名考生中，有13名来自官员和公司老总、6名来自教师子女的事实，面对浙江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的指责，笔者以为，当下社会不但让最坏的“权势崇拜”演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权贵阶层正在制造新的“金钱通吃”、“权力通吃”甚至是“门路通吃”的残酷事实。这是比“崇拜权势”带给社会的更为严峻的挑战。

      “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却不知不觉地输在‘终点线’上，高考都还没有开始，人家的孩子20分已顺利拿到手。”这是一幅怎样的吊诡图景？在告诉我们社会竞争不公平的同时，也说明了权势者的利益结盟趋势愈演愈烈。孙立平先生曾概括了精英联盟和精英寡头化的过程，指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不仅在各自的领域中因权势或主要因权势而成为精英，而且出于在利益、地位和特权方面的共同性而心照不宣地结成联盟。浙江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无情地再次验证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和残酷性。

      如果说权力、社会关系网络等的介入导致了起点的不平等，那么，这些因素同样也可能操纵着竞争过程中的规则和机会。这是审视浙江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的一个理性视角。更为重要的是，提高教育程度成为了实现社会中下阶层向社会中上层流动的最有效的筹码。但是，本则新闻告诉我们，权势阶层的联盟导致社会中下阶层向上流动困难重重，并且相对资源劣势又有日益加重的趋势。如此以来，农家子弟和贫困阶层必将陷入结构性、制度性的机会不公状态，在参与竞争方面的能力就受到制约，当然也就缺少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

     浙江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表明加分政策正沦为权势阶层强化自身特权和恶化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工具。我们知道，作为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我国的高等教育机会在社会各阶层的分布严重不均。有关调查显示，高等教育的阶层差距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城乡经济差距，农民与非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整体差距是5.6倍，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接近18倍；而在全国重点院校中，两者更分别高达9.2倍和31.7倍。浙江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或是对这种现象的最好说明。

    教育机会是是个人跃升上层还是堕入下层的社会的分水岭，围绕这种资源的竞争可以想象，而那些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优势的社会成员又总是具有自身的和制度赋予的强大竞争力，因此，必须警惕权势者对加分政策的合谋性霸占。道理很简单，一个让弱者看不到上升机会、看不到希望的社会，也是一个活力被窒息、流动被固化的社会。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

     社会学家陆学艺曾不无忧虑地指出，“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某些方面优胜于经济的发展，犹如一个人，社会结构是骨架，经济结构犹如血肉，就像经济发展过热可以调控，但骨骼如果长坏了，调整的难度就大了。”而权势阶层的联盟的形成和对社会优质资源的垄断性占有正说明了社会结构的严重性病变。

     正因为此，警惕“权势者”加分呈现的社会结构性病变就成为公众理应面对的社会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