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和梅她们一起坐着聊天时聊到方言，她们俩是支持小孩子讲土话的，而我是反对的。梅她们大力提倡方言的理由是基于语言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文化性，自然是有深度的。我的反对纯粹是从实用性出发，在二十一世纪里，如果你一个人坚持讲方言，无论是单纯的交往还是工作上的发展，绝对会成为一种障碍。她们不知道，因为方言味太深，上大学时我那很乡土的普通话一直是被同学所取笑的。王和黄不分呀，会把“蛋卷”说成“弹卷”，诸如此类实在数不胜数。

从小在乡村小学读书，老师都讲不好普通话，有的根本不讲，我们自然也无法接收到正确规范的语言信号。当然也有个人太愚笨对语言不敏感之故。要是换成我母亲，那一定会好许多。我母亲是新昌人，同一个县都有不同的方言，新昌话在我们村里人的耳朵里自然是带腔带调的。母亲只用了一年半载的功夫就用本地话替代了新昌腔。跟她同是新昌人的张芬内眷到现在都没有被完全同化掉。如果从大的意义上讲，张芬的乡音未改是无可指摘的。但是，你要被人认同扎根在一块不是你家乡的土地上，那是需要你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张芬就因为她的新昌腔不仅仅是她自己还有她儿女都被好事者用“大妈腔”和“小妈腔”来揶揄。

因为有前车可鉴，女儿出生后我就在家里提倡普通话教育。基本上也没什么大问题，问题出在婆婆这里。婆婆自己是上虞人，又是绍兴人的媳妇。绍兴人叫姐姐不叫姐姐而是叫大大。于是，在她的教育下，女儿从小开始就以大大和二大大称她的大表姐和二表姐。一开始我很不习惯，一大大，二大大，又不是上跳舞班，但是女儿在白日里基本上都是公婆带着的，也没有办法。后来习惯了感觉也蛮好的，很有点与众不同哪。婆婆却意识到不太合适让女儿改口叫姐姐，你说都顺顺口口地叫了十年，哪能改得了。

对了，和梅她们之所以讲到土话，好象跟我的侄子有关。弟弟本来是打算将自己的儿子留在爹妈身边的，养到四五岁再带出去，小俩口负责在那边专心挣钱。我说我是不太赞成的，你说什么事情都要从娃娃抓起，要是从小在那边长大，就不需要像我们一样半途出家开始学英语。更重要的是小孩子需要在父母身边长大，不管长得如何父母都能知道。你说，男人和女人要么不要小孩，有了小孩后家庭的战略重心就会很自然地转到小孩身上，要是小孩子无法享受到和父母共处的时光，挣更多的钱就失去了大半的意义。

当然，为了挣钱养家，有许多父母和孩子不得不相隔一方。这是商业社会的困局。就像我知道方言意味着什么，我也喜欢它出现在我的文字里，恰如昨日重现，可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生存其中终究是分裂的一代。

听说上海的学生已经在推广用ipad代替沉重的书包。你说，以后不要说方言连汉字书写都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