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缝肛门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它后来变得复杂起来，主要是因为深圳市卫人委刻意为助产士张吉荣开脱，乃至不惜牺牲公信力来对付一个普通市民。不过，真相就是这样，它一旦发生就不可更改，若经掩盖总会露出破绽。一个谎言一经戳穿，就得有更多的谎言来遮掩，更多的谎言意味着更多的破绽，从而陷入“恶性循环”。缝肛门事件正是这样一个范本。

    但是，为何迄今为止，在官民对立严重的当下，又有那么多人不是认为张吉荣和深圳市卫人委有问题，相反却认为产妇丈夫有问题，“缝肛门”的报道出了问题？这背后有更为复杂的原因。

    “缝肛门”事件发生后，我曾问过几位我的医生朋友。他们的第一反应均是不相信。不相信的原因是：没有哪个医务人员会这么蠢。

    比如其中一个说：她要真想报复产妇，办法有很多，像可以把产妇侧切伤口扩大。既解恨又安全；而缝肛门这种事，几乎肯定能被发现，没有谁敢冒这种风险。”

    这可能是目前大部分医务人员目前对“缝肛门”的看法——他们凭借常识和经验，本能地不相信、更不希望他们的同行做出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看了央视的报道之后，我相信他们更加巩固了这一看法。

    正是在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之下，他们忽略了事实和证据，甚至忽略了一些基本的医学常识。更有甚者，利用他们掌握的专业知识，千方百计歪曲事实真相，以证明他们的想当然。

    而媒体因为浮躁等原因，也确实做过一些失实新闻。就在“缝肛门”发生年后，深圳又出现了“八毛门”报道，结果被证明确系失实。当然，少有人注意到，“八毛门”事件的报料人恰恰是一名医生，此事反映出的，不仅仅是媒体自身的问题，还有医生对医院的不信任。

    医务人员不愿相信“缝肛门”属实，还因为这一事件触到这个群体的痛处。长期以来，因为正当收入偏低，红包、回扣已成为部分医务人员收入的主要部分。王志安采访的卓小勤曾举例分析过“红包”现象：

    卓的姑姑因为患胆管癌，6年前卓安排到北京一家权威的肿瘤医院手术，主刀医师是顶尖专家，同病房的病人说红包是4000元。为了手术顺利，我们只好照付。同病房的病人给这个专家算了一笔账，他一个月至少做20台手术，光红包收入就有8万元。他的工资月收入不会超过1万元，所以红包收入应当是这个专家的主要收入。

    卓认为，当红包收入占到医生的主要收入时，无论是任何人都会心理变异：当病人拒绝给红包或者红包给少了，经常收红包的医生会认为你是在侮辱他，会认为你是在抢他的钱，他会愤怒。

    其实我认为，与医院里的其他问题相比，红包并非是很大问题。无论如何，它是患者主动送给医生的。而医生也有这样的心理：相比起“回扣”，相比起“开单提成”，红包又算得了什么呢？此外，为了强化内心收取红包的合理性，医生往往会如此自我安慰：无论是否收红包，都会好好看病，好好手术。

    因此，当出现医务人员竟会因为红包数额而报复病人时的说法时，他们就会本能地不排斥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因为这既突破了他们的底线，更突破了社会容忍的底线，而这种突破底线的做法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就是可能导致他们的整体利益受损。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拒绝承认媒体报道的真实性。

    另外，将“缝肛门”报道炒作为假新闻，背后还有一股不可低估的暗流。部分医界既得利益者，在医患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一手绑架了医生，一手绑架了病人。一方面利用他们所操控的媒体和记者炒作“投入”问题，逼迫国家加大投入；另一方面为了逃避自身责任，打击舆论监督，又将医患关系不断恶化的责任归咎于媒体。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媒体自身，既是被利用的工具，又随时可以抛出去祭旗。

    事实上，早在《无法缝合的伤口》出笼之前，医药界不少人纷纷出面替“缝肛门”事件翻案，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就撰文称“缝肛门”是产权丈夫“以怨报德”，把助产士的所有过错均赖得精光。博客达人、广东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也在多个场合声称“缝肛门”为“歪曲报道”。

    作为一名做过一些医疗报道的记者，我完全反对媒体对医疗事件进行的歪曲或放大报道，医疗事件往往涉及到复杂专业知识，报道时必须严谨客观，否则不仅害人，也会害已，这一点已有很多教训。

    然而问题在于，必须要把“歪曲报道”与正常的舆论监督区分开来。这些年做医疗报道有一种深切体会：医疗界的某些人，对于一些不专业甚至失实的医疗报道其实并不热心，相反对于正常的、专业的医疗监督却异常敏感，动辄扣上“失实”、“炒作”的帽子大加讨伐。“缝肛门”事件正是其中典型。

    在“缝肛门”报道中，媒体并非没有需反思之处。但这种反思绝不应是无视基本事实的吹毛求疵，不应是文字游戏（比如纠缠于“缝合”还是“缝了”，“缝痔疮”还是“缝肛门”），式的批评打压，如果这样的话，做监督报道时记者将永远无法下笔。

    真正的反思，更应该延展到采访方法、新闻伦理和职业操守等层面，王志安在《无法缝合的伤口》报道中的一些做法，恰恰在这些方面出了问题。比如肖友若说的“陷阱式采访”，比如卓小勤所指控他的 “断章取义”。此外还有“以偏概全”、“偷换概念”、“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这些媒体人并不陌生的做法，才是危害媒体公信力的毒药。可叹的是，对于这些做法，业内恰恰缺乏清醒的认识，一些人甚至还奉若圭皋。从这个角度来讲，媒体行业本身也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包括医生在内的社会各界如能就这些问题提出批评，我双手赞成。

“缝肛门”事件脉络：

2010年7月23日，深圳市民陈默妻子在深圳凤凰医院顺产一男婴，助产士为张吉荣。小孩生下后，陈默发现妻痛苦不堪，其肛门处肿起了一个大包，上面缠有黑线。

2010年7月27日，深圳电视台公共频道以《《产妇疑似不懂礼数，肛门被助产士缝口》为题，播出缝肛门事件，之后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2010年7月28日日，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深圳市卫人委）介入此事，按照卫人委医管处处长周复的说法，他们当天下午4点钟接到指令后，即赴凤凰医院进行调查。

2010年7月29日上午，深圳市卫人委向媒体通报调查结果，认定事件性质为助产士张吉荣对产妇进行“结扎止血”，在引起媒体记者质疑后，下午组织专家组现场检查，之后通报检查结果时，在记者逼问下露出破绽。

2010年8月2日，深圳市卫人委宣布此前调查结果系行政调查，非医疗鉴定结果。
     2010年8月12日，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公安分局公示法医鉴定结果———产妇肛门处可见“黑色丝线缝扎”。
    2010年8月18日，罗湖警方通报，产妇林某萍的肛门位置没有被缝合，缝扎的只是肛门内脱出的痔疮，肛门没有被缝闭。同月，助产士对产妇丈夫陈默、深圳电视台、深圳特区报提起名誉侵权诉讼。

2010年8月22日，助产士张吉荣以名誉侵权为由，状告产妇丈夫陈默以及报道“缝肛门”事件的深圳电视台和深圳特区报。
    2011年1月21日　罗湖法院一审判决，名誉侵权案助产士胜诉。陈默被判赔3万元。
    2011年5月12日　深圳中院裁定名誉侵权案中止审理，罗湖法院在此之前已受理医疗损害赔偿案，原告为产妇。

2011年10月18日：产妇状告凤凰医院和助产士张吉荣案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