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检查

本报记者柴会群 实习生 孙涛

尽管姐姐 钟佩君已经去世三个月，但钟佩青仍然难以从悲痛中解脱。 “我一直觉得姐姐还活着。”她说。因为在姐姐的手术探查协议上签了字，钟佩君一直自责不已，她认为是自己帮医院“害”死了姐姐。

“对医院很放心”

2月18日，因为连日发烧，医生钟佩君住进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一医院）。

作为上海市儿童医院保健科主任，这位53岁的医生开始并没有把自己的病放在心上。因为她的身体平时一直很好，“外去旅游爬山时，连我都赶不上。”丈夫施仁福说。

三天前起，钟佩君开始气喘、发烧。她给自己开了药，并在本医院吊了几天盐水，但病情并没有好转，相反一直加重。同事兼好友张凤林开始担心，在她的建议下，钟佩君住进了离家较近的市一医院。

这是一家钟佩君十分熟悉的医院。大学同学范雪芳如今是这里的门诊办主任，另一名同学则是儿科主任。十年前，钟本人还曾在这里进修过，这让她与这里更多的医生相熟，其中包括现在的一名副院长。

钟佩君开始并没有声张，一直到从急诊科转至呼吸科，发现没有床位时，才不得已找到同学，办理了住院手续。之后，医院的熟人们知道钟入院治疗的消息，便陆续前来控望，并顺便给呼吸科的医生护士们“打招呼”。

市一医院是上海市首批进入“三甲”的医院，其呼吸科也有一定名气。再加有这么多的熟人朋友， “我们对医院很放心”，施仁福说。

尽管如此，在钟佩君的治疗过程中，施仁福还是准备了一万元的“红包”，他本人亦在一家医院工作，这让他深谙其中的潜规则：挂在医院墙上的规定是一回事，现实却是另一回事。据其称，一万元红包共送出五千元，在钟死亡之后，被退回了两千元。

停药两周检查

尽管年龄比钟佩君小了十几岁，但钟的床位医生陈宇清与钟一样拥有副主任医师职称。面对这位成为自己病人的同行，陈事后对本报记者称，一直将对方作为一名“普通病人”看待。“病人就有病人的弱点，讳疾忌医，”陈说，“任何人都一样”。

种种迹象表明，钟佩君对掌握自己命运的这位年轻医生并不放心。事实上，据施仁福介绍，刚住院几天，钟佩君就与医生发生了不快——在作一样化验时，医生让其家属将样本送至到市疾控中心检验。而钟佩君知道，这个工作应由医院来做。

更重要的是，这位特殊的病人似乎一直没有调整好自己的“角色”，特别是在她入院两周病情仍没有好转之后，她开始烦燥不安，并始在亲人面前抱怨自己没有遇到好医生。此外，她还曾瞒着医生，给自己开方用药。这样的行为，被她的一位好友认为“犯忌讳”，可能“得罪”医生和护士们。

陈宇清承认，开始对钟的诊断曾是肺炎，但在发现用药无效时，便停止用药，开始做进一步的检查。

家属称，停药长达两周，期间钟佩君的病情不断加重。陈宇清解释，之所以停止用药，是因为病情未确诊，如盲目用药，可能导致“药物滥用”。

两个途径的努力

由于用抗生素无效，钟佩君最终被医院排除肺炎，并向肿瘤方向考虑。

事实上，在此前后市一医院所做的多个CT检查结果和血液检查结果，皆被认为钟佩君的病与肺癌特征相附。

来自其他各方的判断也是坏消息。现上海国宾体检中心放射科医生吴秀芬是钟的前同事，她在看了钟的第一张CT片子后，就觉得“不好”。她将片子找到上海华东医院的一位同学——一个肺病方面的专家—去读。对方认为极有可能是肺泡性肺癌。

此外，后来上海市肺科医院多位专家的CT读片结果也印证了这个判断，据陪同家属去读片的钟生前同事景虹介绍，专家们的判断甚至比原先设想的还要坏。

朋友们开始接受这个近乎残酷的现实。他们在商量如何将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钟，“当时的打算，就是能让她“杠”过高考，等到女儿考上大学。”张凤林说。

热心的朋友们甚至考虑到下一步的治疗。“我们打听到有一种500元一粒的特效药，我们几个还打算凑钱去买。”张凤林说。

然而，家属却在另一条途径上努力。施仁福通过自己医院的“关系”找到上海胸科医院的一名专家。对方在看过CT片之后，认为不像肿瘤，间质性肺炎的可能性比较大。并建议用激素。

这是一个让全家人高兴的消息。张凤林去医院探病时，钟佩君曾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她，这让她一时 “不敢说话”。据钟的另一名朋友介绍，她曾将坏消息委婉地告诉钟佩君，对方沉默不语。而妹妹钟佩青表现出明显的不悦。“以后我们有什么想法，也不敢跟他们（家属）讲了”这位医生说。

据钟佩青介绍，姐姐至死也不相信自己得了癌症，她曾多次对妹妹称，自己患的很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肺炎。“她其实知道自己的病已经很严重，只是没想到那么快。”钟佩青抽泣着对本报记者说。

充满变数的一天

病情不断加重的钟佩青开始烦燥不安。与此同时，她与医生的关系似乎也在变得更加紧张。据钟佩青介绍，在被停药之后，当时姐姐曾流泪对她讲：这样的话会把自己的一条命也给送掉的。

为了最终确定钟佩君的病情，呼吸科经讨论提出做胸腔镜检查——这是确定癌症的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但此项检查需要给病人做一个手术，会形成创伤。陈宇清承认，对于确定肺癌的另一个风险相对较低的方法——痰液检查，市一医院一直没有开展，因此并没有给钟做。而其他如气管镜检查同样也会有风险，最后经全科“慎重讨论”，确定建议做胸腔镜手术。他再三强调，只有“胸腔镜”检查最有说服力，“（双方发生分歧的时候）就像最后的法医鉴定一样。”他说。

但这一意见开始被钟本人及家属拒绝。“姐姐肯定是预感到后果的”钟佩青说。一位探望过钟的医生亦认为，以钟佩君当时的身体条件——高烧和24小时吸氧的情况下——已不允许做任何手术。

钟和家属对医院表示，如果一定要做胸腔镜手术，那么也要转到专科医院去做。据施仁福介绍，当时最先考虑的是上海胸科医院，但因故未能转成。后经钟所在单位上海市儿童医院党委领导出面协调，联系好上海肺科医院的病房，“（儿童）医院连车都准备好了”施仁福说。

这天是3月9日，在张凤林看来，这天出现了许多个机会，如果能抓住一个，可能就不是后来的结果。

这一天，肺科医院会诊专家们对钟佩青的病情做出诊断意见，高度怀疑是肺泡癌。并建议做气管镜检查。施仁福承认，因为当时正考虑转院，并没有将这个会诊意见给市一医院医生看——他承认，因为胸科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在前，他亦不愿相信这一判断。

同一天，市一医院的另一项检查结果出来，指向仍是肺癌。

“如果当时就当成肺癌治疗的的话，至少会活得更久一些”，钟的另一名好友说。

然而也恰恰在这一天，儿童医院副院长王明去探望钟佩青，她与市一医院副院长王兴鹏在院内相逢，两人遂一起去看钟。

两家医院的院领导前来探望，这让钟佩群非常激动。据当时在病房陪护的施秀娣（施仁福妹妹）称，在探望钟佩君时，王明委婉提出建议，认为最好不转院。因为是在市一医院已经做了大量检查，按医院形成的惯例，转院后这样的检查要重复再做一遍，经济上加重负担，病人身体也可能受不了。

此外，王还嘱咐钟佩君，对方此时是病人，不是医生，要听医生的话。而王兴鹏则强调了市一医院的实力。事后王兴鹏对记者称，他当时的表态并非阻止病人转院，也不影响转院。

这一天，正在儿童医院联系转院的施仁福接到钟佩君的电话：听领导的，不转院了。

由坚持转院到突然不转院，这同样让钟佩君的几位医生好友大为吃惊，她们本来担心家属与院方转院时产生矛盾，因此9号晚上特意相约来探望，以免双方搞僵。

“好象是命中注定似的”，钟一位生前好友谈起这充满变数的一天时说，“机会那么多，却全都丧失了。”

之后，钟佩青由呼吸科转到胸外科，由该科医生周谦君主刀实施“胸腔镜”手术。3月13日，为转病房而忙碌不堪的钟佩青代表家属在“手术志愿书”上签下字，这份被俗称为“生死协议”的志愿书列出了14条手术可能发生的意外和危险。钟佩青在上面签了字，意味着家属将自愿承担上述风险。次日，钟佩青被推进手术室。

迟到的病理报告

3月15日晚，钟佩青上第一次见到手术后的姐姐。当时的情况让她吓了一跳——她发现姐姐双手被捆在床上，在那里使劲挣扎。钟佩青为此跟护士争吵起来。据对方解释，这样做是因为钟佩青苏醒后情绪失控，要拔呼吸机的气管插管，不得已才采取此措施。

后来在一位医生的干涉下，钟被解开。待钟佩青要离开时，看到姐姐“拼命摇头”。护士问她是否有话要说，钟点头。于是护士拿来了纸笔，钟佩君先后写了两个纸条。一张写：“医生，我难受，请在安静中吸痰、打安定。”另一张是：“医生，你们救了我的命，我不忘会记你们，等我好了，我会报答你们。” 家属称，这是钟佩君临死前表达出的仅有的两个确切信息——她甚至没有来得及见即将高考的女儿。

手术前一天，钟佩君便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此后一直到死亡，再没有出来。由于术后用上了呼吸机，她也无法讲话。

丈夫施仁福手术第一次看到钟佩君是3月16日，“她当时在流泪”，施说。不挝，这一天却是钟手术后最好的一天。钟佩青称，医生当时也对其情况表示乐观，甚至说明天就可以转回呼吸科。但钟佩君听到后摇头不止，医生问她：不想转回呼吸科？要在胸外科多呆几天？钟点头。

然而，3月17日早晨，钟佩君病情突然恶化。据钟佩青的描述，当时钟佩青已经昏迷。右侧半边脸都鼓涨起来，像打了气一样。院方发现后，迅速对其实施了抢救，3月19日凌晨，钟佩君经抢救无效死亡。至此，她入院治疗整整一个月。期间共花费医疗费5万2千元。

死亡通知书上的直接死因是：ARDS。后经记者查证，此代码为“成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的英文缩写。陈宇清说，这是在越战期间首先在美军身上发现的一种病症，导致其发病有“各种”原因。

据悉，在当初是否做胸腔镜手术问题上，钟的几位医生同事或朋友之间存在分歧，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支持者的想法与院方一致，想以这个无可争议的片检结果，让钟本人及家属想信钟确信其患癌症的事实，然后再对症治疗。反对者则认为，钟当时的身体条件——连日高烧和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已不适合做任何手术。

然而因为以前曾有沟通上的不快，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均没有将自己的意见告诉家属。而钟佩君的死却让他们不面临尴尬。在事后一次与院方的沟通中，一位亲属当众指斥几位钟的生前好友：都是你们害的！

 “如果知道是今天这个结果的话，当初谁也不会同意手术。”景虹说。

3月22日，切片病理报告出来，证实了市一医院最先的判断：钟佩君确实患有“肺泡癌”。此时，距离钟佩君去世已经3天。

 “不管她（钟佩君）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陈宇清对本报记者说，“这都（病理报告）是‘铁证”。

“推了钟医生一把”

手术之后，钟佩君在姐姐身上发现有一条25厘米长的创口。这与手术前医生所描述的“微创手术”大相径庭。因为正常的胸腔镜手术，创口一般不超过5厘米。事后围绕这一点，家属与院方发生多次争执。

记者发现，在手术记录单和护理记录单上，“拟施手术”一项为“胸腔镜下右肺下叶楔形切除术”，而“已施手术”却为“剖胸探查活检”。

据钟生前一位同事称，她从市一医院同学处了解的情况是，在做胸腔镜手术时，发现开口部位不易取样，手术医生临时扩大了创口。胸外科主任彭寿行对此予以默认，他解释说，医生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有自行处置手术的权力。“无论什么手术，中心目的是为了把病搞清楚。”彭对本报记者说。他亦不认为当时钟的身体条件不适合做手术，“发烧难道就一定不能做手术？这个病（肺泡细胞癌）本身就伴有发烧症状！”

对于家属提及的钟佩君3月17日突现出现脸部肿涨现象，病史上并无记载。据施仁福介绍，当时呼吸乎医生陈宇清的解释是“肺泡破裂”，而手术医生周谦君的解释是“肿瘤转移”的结果。

彭寿行对本报记者称，对于钟佩青的手术，全科非常重视。“那么多人打招呼，院领导都曾亲自探视，怎么会不重视——当然，就是你没有关系，我们也一样认真对待。”彭说。他认为，归根结底是因为手术后钟佩君死了。如果不是（病人）这样，那什么事情也没有。但不能因此“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医院身上”。

至于手术本身与钟死亡之间的关系，彭认为应由相关专家来进行鉴定，并不是哪一方说了算。他拒绝对记者做出进一步的解释，称详细材料已交由医院，可由医院有关负责人解释。记者曾与市一医院一负责处理医疗纠纷的范姓负责人联系采访，她称此事已进入法律程序，一切由法律说了算，院方不想接受采访。

钟佩君家属在与市一医院交涉三次无果之后，最终将院方告上法庭。据悉，在交涉期间，他们与原来很“放心”的院方之间发生了冲突，并被院方拨打110报警。施仁福承认，开始并没有想打官司，他们知道打医疗官司的难道，何况还没有为钟佩君作死亡鉴定。但院方的态度的最终让他们失望。于是只能选择诉讼。

钟佩君死亡之后追悼会上，儿童医院全院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医务人员参加。这种情况在医生身上并不多见。这一天，儿童医院院长方秉华去施家慰问，他告诉在场的人，上午曾碰到市一医院呼吸科主任，对方告诉他：“推了钟医生一把”。

“推了钟医生一把”。这句话至今回响在施仁福的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