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光东

　　前不久，主管收容的国家有关机关紧急下发文件，明令不准收费、不准组织劳动，但流浪乞讨人员仍是铁定的收容对象。文件明确收容与否只看行为不看证，“三证”不全但没有流浪乞讨的不能收容，有证但流浪乞讨的也在收容行列。

　　从种种迹象看，收容制度的改进前景似有可能以此文件的精神为准。

　　但是，作为收容对象底线的流浪乞讨者，是否真的就该一概被收容吗？收容流浪乞讨人员就是救济措施吗？

　　现行收容制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强制”结缘。21年前颁布的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第6条明确规定，被收容人员必须服从收容、遣送。这种服从也就意味着流浪乞讨者的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

　　而人身自由作为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最最基本的自由，可以说是个人各种自由的前提。按照宪法学的常识，人身自由是指个人的人身自主权，是个人“居止行动”的自由。除了妨害他人自由，或者违反人身自由的目的，个人的“居止行动”不受其他限制。

　　众所周知，流浪者只在公共场合出没，作为公民一员，他也有权浪迹公共场所；乞讨者也只是向他人提出乞讨请求，愿给就给，不给拉倒。因此，二者并未妨碍他人的自由。再则，流浪汉、讨饭人或迫于生计，或为实践独特的生活方式，皆属个人意思自治，除非流浪汉、讨饭人自卖为奴，流浪、乞讨本身并不违背宪法设立人身自由的目的。

　　这样看来，“背着花鼓走四方”的流浪、乞讨，其实只是公民人身自由的极端表现而已。再按宪法学的常识，这种自由即便应当受限，也必须有充足的理由证实它确实妨害了其他个体的自由。而且，纵然限制，也必须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规定，而不能由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任意决定。目前看来，这两条显然全不具备。因此，强行收容流浪、乞讨人员也就无从谈起。

　　既然连流浪汉、要饭的都不能一概被收容，那收容制度的改进就必须另觅出路。

　　当下，尽管很多人包括官方人士强调收容应当回归救济制度的本色，但对强制式收容与救济式收容的本质区别似乎语焉不详。

　　其实，任何一项救济制度，究其本质，都必须是被动的。也就是说，对任何承担救济职责的组织而言，必须有人主动提出救济请求，救济组织才可以施以救济，否则只能被动等待。正如救人，只有别人喊“救命”，见义勇为者才可施以援手，否则只能一边儿呆着。再如司法救济，法院奉行不告不理原则，中国古人称“民不告，官不究”，你不击鼓，我就不升堂，这种也是救济被动性的典型表现。

　　具体到收容，收容站也只有等到有人主动请求被收容时，才能将其收进站来，好吃好喝管着，而且还必须是离站自由。这就好比诉讼，原告起诉自由，撤诉也悉听尊便。不言而喻，那种主动上街查“三证”有无而后“抓人”回收容所“救济”的做法，无疑不具备被动的本质特征，也是极其荒谬的。

　　当然，收容救济的被动性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收容对象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他要依靠自己成熟的认知能力，独立判断自己应该流浪乞讨还是进站被收容。而对于那些流浪乞讨，且不能完全明了自己行为后果的未成年人以及精神病人，即法律上讲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收容站则应主动提供福利救济。不过，这种“主动”并不意味着收容丧失了被动性。因为，就意志自由而言，未成年人以及精神病人并不具备选择其基本生活方式的自治能力，流浪乞讨无论对其本人还是对社会都是一种危害，所以收容他们本质上还是迫于无奈的。

　　总之，还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流浪乞讨的自由，只收容未成年、患精神病的流浪乞讨者，应成为今后收容站的金科玉律。

（2003年6月20日《南方周末》法眼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