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村子里有我的亲人,老人们讲究五服之内的亲缘,对于五服的概念我不甚了解,只知道目前的亲人好像没出五服——保珠、保行都是姥爷的父亲的兄弟的孙子,所以,我该叫舅舅。
车子停在了一家农户前,我向一位大妈打听保珠、保行舅舅的家。大妈很轻易的指给我们方向,并且依稀记得我姥爷的名字,这让我很欣慰。忽然觉得大妈长得有几分二姨的影子,便生出些许亲近。
“您耳朵真大,有福呀。”我由衷的夸赞着。
大妈挥挥手:“有个豆腐!”
我笑了,说不定那时候在村里参加婚礼她还见过我呢,我当时被大人灌了一盅啤酒,醉了,睡了,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喝醉……我想着,汽车已经停到了保珠舅舅家的门前。
院子里一位老妇人,带着一位小老妇人,听了我的介绍,喜出望外的把我迎进了家门。
“早就听说你要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老妇人好像是保珠舅舅的姑母,这样我该叫姥姥,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向别人叫起了“姥姥”。
小老妇人六十多岁,是保珠舅舅的爱人,我就叫舅妈。
这位姥姥当年也闯了关东,同样落户哈尔滨,可惜老伴早逝又无子无女,一个人在东北忍受着每年六个月的严寒,孤独的程度可想而知。尤其年事渐高,每遇天冷路滑,总是格外担心,担心自己一旦出事就无人照料甚至客死他乡,直到一个月以前刚从东北回的老家。大半生都活在异乡,古稀归根。
车子停在了一家农户前,我向一位大妈打听保珠、保行舅舅的家。大妈很轻易的指给我们方向,并且依稀记得我姥爷的名字,这让我很欣慰。忽然觉得大妈长得有几分二姨的影子,便生出些许亲近。
“您耳朵真大,有福呀。”我由衷的夸赞着。
大妈挥挥手:“有个豆腐!”
我笑了,说不定那时候在村里参加婚礼她还见过我呢,我当时被大人灌了一盅啤酒,醉了,睡了,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喝醉……我想着,汽车已经停到了保珠舅舅家的门前。
院子里一位老妇人,带着一位小老妇人,听了我的介绍,喜出望外的把我迎进了家门。
“早就听说你要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老妇人好像是保珠舅舅的姑母,这样我该叫姥姥,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向别人叫起了“姥姥”。
小老妇人六十多岁,是保珠舅舅的爱人,我就叫舅妈。
这位姥姥当年也闯了关东,同样落户哈尔滨,可惜老伴早逝又无子无女,一个人在东北忍受着每年六个月的严寒,孤独的程度可想而知。尤其年事渐高,每遇天冷路滑,总是格外担心,担心自己一旦出事就无人照料甚至客死他乡,直到一个月以前刚从东北回的老家。大半生都活在异乡,古稀归根。
“哪里好些?”我问。
“东北好……”她答。
这个回答令我诧异,一两百年过去了,山东人还是这句话:“东北好。”
“东北就是冷,可是在这儿不习惯……这儿穷呀。”
我点点头:“那您还回去不?”
姥姥摇头:“回不去了,我腿不好,岁数大了,回不去了……”
原以为这只是简单的惋惜,不想,老人话音未了,眼泪突然坠落。我为之一颤,看来,不舍,才是她的痛苦。
山东人自清朝开始闯关东,所以都把东北看作第二故乡。而今,东北的经济已明显不如山东,于是,在山东的土地上,东北又人大量涌现,其中不少都是当年闯关东的移民的后人。
究竟什么是根?山东?还是东北?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在这位姥姥的心里斗争多年了——两个都是,那么就意味着两者都不是,结论就是她没有根,所以她难过。
保珠舅舅的归家打破了这场险些爆发的哀痛。
保珠舅舅六十上下,长相很接近姥爷,一副眼镜,一边的眼镜腿是用线绳代替。他紧紧地握我的手,很激动,尤其听说我在北京穿军装、又演戏,很高兴。
他说话中肯、热诚、条理清晰有文化,看问题能站到一定的高度上。
“你太姥爷就是地下党,他后来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所以你姥爷自小读书,可以说在这个村里,在当时是文化程度最高的……咱们吕家,家教好,有庄户人的本分,也有文化人的文化……可是家里日子苦,还有点封建,你姥爷受不了,这才闯的关东……他是正正经经经历过一段异常艰苦的岁月的……”
听着他的叙述,我大体了解了这个家族的近代史。
保珠舅舅平时种地、写对联和牌匾,用他的话讲“勉强维持生计,大体上能够生活。”在他的眼里,我已算是飞黄腾达了。
保行舅舅就住在旁边,他四十出头,每天赶到各个村镇的集市上贩卖床上用品,日子比保珠舅舅过得好、房子也修缮得新些。
但是我此行最想见到的就是当年用独轮车接我们的吕鸿遥。
两位舅舅告诉我,他还健在,但是不住村里,因为无儿无女,也没有老伴,村里安排他住进了敬老院,一切生活由政府承担。
敬老院在村子的最边上,院子里,老人们三五成群或坐或立的享受着午后的阳光。王师傅向其中一位打听吕鸿遥这个名字,老人说不知道。我们正在犯难,旁边一位老太指着他:“他们找吕鸿遥,就是找你!”
老人愣了一下,原来他是完全没想到会有人来找他,于是呆呆的看着我们。
我小心翼翼的走过去:“您好,请问您是吕鸿遥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在姓名后面加上“姥爷”、“先生”还是“大人”之类的尊称。
随着他点头,我自感一股血涌上心头:“我是吕鸿升的……”
吕鸿遥不听下文,猛地大叫一声:“哎呀!”他的脸色大变,眼睛刹那间放射出强烈的光芒,死死盯着我。
我全身一紧:“我是吕鸿升的外孙……二十年前,您在镇上接过我和我妈,还有我姥爷。您还记得吗?”
他尽可能飞速的回忆着:“……哎呀!记得记得记得!”他一下子抓住我的胳膊,久久不知该再说些什么……
在他的卧房里,我仔细观察着老人,依稀能辨出他当年的模样。他很矍铄,面相上看是倔强、直爽的那种,也许有一个词很适合他——筋道儿。
在我说明来意之后,他向王师傅表示感谢,并竖起拇指一再说我们俩“伟大”。
老人今年74岁,早年有过一房媳妇,也有孩子,但是因为过于孝顺,对母亲的话惟命是听,忽略了媳妇的情绪,于是时常吵架。媳妇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再没有回来,孩子也病死了。自此,老人无牵无挂,唯有自己的二哥也就是我的姥爷是他心里最亲的人。可是二哥常年在外,那次我们回来,竟成了他们哥俩儿的诀别。可以想见2001年,老人看见他二哥骨灰回村时的感受。
我不能久坐,临别把钱塞在他的手上,算是母亲的一点心意,哪知他竟力大无比,就是不收,他说自己不花钱,生活有政府管着呢,我实在拗这双不过一生掌握锄头的手臂,只好作罢。
我拥抱他,他有些不自然,可能有近半个世纪没人拥抱他了。他直挺挺的,但能看出他的激动。
我有些难过,与其说走,不如说逃,因为实在不想在老人面前掉眼泪,所以上了汽车,我就低声催促着王师傅:“快走”。
车子驶出了院子,我回望着敬老院,竟看见吕鸿遥老人跑出了大门,跟着我们的车子招手道别。
我怕他累着,便让王师傅提前一个路口转了弯……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能回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我的这些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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