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清

　　来自甘肃的21岁打工妹小芳（化名），在北京理工大学一家餐厅当服务员。去年6月的一天，她在一公厕内产下一名男婴后，将孩子捂死。在9月23日的庭审后，她对记者表示，自己对生理与法律知识缺乏，才酿出了这起悲剧。她希望能有一些辅导班，在生理卫生与法律知识上，对像她一样的打工妹们进行辅导。（9月24日《新京报》）

　　打工妹未婚生子，乃至将婴儿杀死的事件，已发生过不止一次。毋庸置疑，小芳正如她自己说的那样，生理等方面知识是严重缺乏的。比如，她从2006年9月开始，就没有来过例假，但直到2007年5月份，体形越来越“胖”了，她才买了测试纸，自测出了怀孕。她在悲剧发生之后，表现出对知识的极度向往。然而，光进行知识辅导，就能避免类似情况重演吗？

　　笔者以为，怀孕和生育，不只是生理问题。打工夫妇在外地生育，可以说比比皆是。小芳这样的打工妹，不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了，怀孕后可以选择要孩子。怕社会舆论压力，可以“奉子成婚”。事实上她也和男友商量了，想将孩子生下来。可是，她打工的收入相当微薄，甚至连做流产的钱都拿不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对抚养刚生下的婴儿，怎能有足够的信心呢？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提出，打工妹与男友同居的情况特别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异乡寻找感情安慰，寻找安全感，他建议社区、妇联等，为打工妹营造丰富的下班文化。他的建议应该说不无道理，然而我们必须清楚一点，女性的法定婚龄是20岁，打工妹过了这个年龄，总要谈婚论嫁。指望通过为她们组织文体活动等，避免她们与男性接触、性交怀孕，不现实。

　　报道中说，小芳在公厕生下孩子后，非常害怕。她被送上法庭后，公诉人替她向法官求情，称她是在社会舆论与经济条件双重压力下，才捂死孩子的。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小芳有罪，那么她在经济上的弱势，可称得上是“原罪”。在城市打工的青年，何以会无法养活孩子，到婚龄也不能结婚安家？笔者以为，这恐怕要怪二元户籍体制，以及社会保障不完备。打工妹来城市打工，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总不能让她在城市高价分娩，再回到农村去种地吧？

　　今年1月份同是《新京报》，报道过一起大学生遗弃孩子的事，一位去年毕业至今没找到工作的男大学生，女友怀孕早产，医药费要两三万，“急得要跳楼”，最后选择了把孩子放到公园草坡上……对此事，有教授感慨称“毕业悲歌”。其实，这样的悲剧，跟当事人是大学生还是打工妹、有没有生理和法律知识无关，只和进城打工的年轻人能否有足够收入、能否在城市安居乐业有关。需要在城市里建爱巢、生宝宝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希望城市能做好准备。

    （发表于海峡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