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清

　　今年26岁的巴拉圭姑娘乐琳，是2006年度的世界小姐，然而她为了自己的标枪梦想，仍然来到了北京的赛场。像乐琳这样的业余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还有一些，他们有的是牙医，有的是CEO，甚至还有王子和公主。他们的身姿，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8月22日《长江日报》）

　　很多人认为，业余选手以自己的行为，证明着“参与比取胜更重要”（顾拜旦语）。否则，对穿着旧T恤的伊拉克男选手，对跑在最后面的索马里女选手，不会有那么多人为他们喝彩。而我以为，即便那些因为身份“业余”，而难以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其实也都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不然的话，他们在赛场上的奋力拼搏，又如何进行解释呢？换句话说，“重在参与”与“更高、更快、更强”并不矛盾。

　　在我看来，我们现在的奥运，或许已经分裂成了两个。这两个奥运，并不从实力强弱来区分，也不从是否“业余”来区分，而从选手是否真正热爱体育，热爱自己参与的项目来区分。很显然，当了世界小姐仍练标枪的乐琳，家境富裕仍练射击的宾德拉，他们都是热爱体育，热爱奥林匹克的。当然，在职业运动员中，也有许多热爱体育的。但那些不是源于热爱，而是为了国家荣誉或金钱利益而参赛者，跟他们不是一路人，这些人参加的是另一个奥运——尽管同一项目的选手，都是在同场竞技。

　　不可否认，国际奥委会1980年从《奥林匹克宪章》中删除“业余原则”的规定，有着相当的合理性。因为随着职业赛事规模的迅速扩大，运动员身份的界定变得困难，而业余选手的成绩不够高，也让比赛的观赏性大打折扣。然而我们应当清楚，删除“业余原则”，其实是一柄双刃剑。当奥运渐被政治和商业“绑架”，它离初衷也越来越远了。难道我们看奥运比赛，所想看到的“挑战极限”，就是以国家之手在后面推，或以大把钞票在前面诱的竞技吗？

　　曾经，东欧一个仅1000多万人口的国家，给上万名运动员服用和注射药物，提高他们的运动成绩，最终该国在某届奥运“力克群雄”，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二的战绩。据说，有女运动员在长期服药后，身体和情绪发生了“可怕变化”，最后不得不去做变性手术。我相信，为国家乃至为金钱而赛的运动员，在拿到金牌的时候，自豪感是发自内心的。可是，他们在练习的时候，有热爱、有快乐吗？现在，有的运动员获了银牌，却哭得那么伤心，还有运动员因伤退赛，国家仍称他为“英雄”，我以为被这样对待的奥运，已经被严重地异化了。

　　与所有的事物一样，奥运也需要“与时俱进”。开始只有几个国家参加，现在有200多国，过去只能去现场观赛，现在有全球电视直播，过去的场地相当简陋，现在是电子高科技……但不管奥运怎么变，其人文性应当是永恒的。顾拜旦的《体育颂》，曾在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获得“缪斯五项艺术比赛”的金奖。有时候我在想，这个文艺性项目若一直保留着，那些扭曲、玷污奥林匹克精神的事，会不会发生得更少一些，而很多人不想看到的“另一个”奥运，是不是根本就从来不会出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