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喜欢写器乐作品还是声乐作品？

答：只要是我创作出来的我都喜欢。我的脑子里头是天马行空想着什么就写什么。

问：您是怎么接触到影视音乐的呢？

答：小时候蹲班，一蹲班就不爱上学、就逃课。逃课后干什么去呢？没事就看电影。我从小就爱看电影，看《幻想曲》，《小飞象》、《白雪公主》等迪士尼的卡通片，还有很多音乐片和音乐家的传记片，像讲施特劳斯的《翠堤春晓》、讲帕格尼尼的《剑胆琴心》等等。上海的电影院又多，从一轮影院看到二、三轮影院，什么样的片子都看过。所以后来我到电影学院讲课讲到那些老电影的时候，当时音乐是怎么进来的？跟剧情怎么配合？怎么从有音源的音乐变成无音源的音乐这些东西记得特别清楚，学生们就问我什么时候看的这些电影，我说那是歪打正着。你如果热爱这样东西，那东西就会印到你的脑袋里，在你的记忆库存里是难以磨灭的。1970年，我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了三年。（19）73年回来后，我不想在中国音乐学院呆了，正好那时电影学院录音系缺一个音乐教师，我就去了。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后，全院同事之间的关系特别好。1973年，导演系的曾宪涤老师和摄影系的周坤老师带学生拍了一部叫《山花烂漫》的故事片，他们知道我是从音乐学院调过来的，而且知道我有很多成功的作品，就找我为这部片子作曲。我看过片子写完音乐后就找了中国歌剧院的乐队录音，出来以后大家反映很好，导演也满意，这个是我的第一部作曲的影片。后来摄影系的韩建文老师（周坤老师的爱人）拍纪录片也来找我合作，这样我又搞了很多的纪录片。1973年，北影开拍了一部由崔嵬导演，谢芳、徐敏、赵子岳、项堃主演的叫《山花》的片子。那时候还是“文革”期间，是江青抓的反映大寨的片子，我们为此还去了大寨。江青对影片诸多挑剔，几经修改，这片子足足拍了三年。我那时候在组里帮巩志伟当助手，他是八一厂的作曲家，是山西人，在这部讲大寨的片子里运用了很多山西民歌。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民族地方风格的东西，我也在里面写了几段音乐，巩先生很满意。在这摄制组里有几个属于助手的小字辈，我们经常混在一起。录音的小字辈是来启箴，那时候他就经常背着个纳格拉录音机，我在棚里给他拉琴弹琴做很多试验；还有导演系的司徒兆敦，指挥是陈佐湟。当时我们在组里建立了友谊，等这个片子完成后，就不断地有片子找我作曲了。

[1982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

[1985年在长城拍摄“艺海情缘“］

[1985年在长城拍摄“艺海情缘“与沈丹萍夫妇］

问：您认为纯音乐跟电影音乐之间有什么不同？

答：纯音乐是一个听觉艺术，天马行空自己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但电影是个集体的创作，音乐在其中是服务性的，要服从整体，需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去和导演、录音师、制片等各方面沟通。你还要考虑经济上的预算，根据每个不同导演的风格来配合和适应，更需要极强的应变能力。电影音乐不同一般的音乐，它有个画面限制你，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个空间，你还要为剧情服务，画面讲个么东西，你要跟它配合，并且还要有时间长度的限制，你必须在这个限制中间完成你最好的东西，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想一个什么招一下子就把高潮推上去了，在时空的变化中做好音乐转换的连接。除了音乐，电影里还有对白、音效等其他的声音，要把音乐、声音效果和对白看成是一个整体，看到画面的时候就要留意，我会把整体的各个部分的因素都考虑进去。有些地方我把其他的Frequence，（中文“频率”的意思。）留给音效、留给对话，让音乐飘在上头。我自己对质量要求的门槛定得很高，这样拿出来的东西就站得住。站不住的我自己就把自己推翻了，我自己都听得出有问题，那别人就有可能也听得出。很多东西是在实际中悟出来的，在课堂上是学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