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的时候，我正在放暑假，扶轮中学停课了。我跟我父亲说，日本占领天津了，学校也没有了，停办了，我也不能在家里吃闲饭了，找工作赚点钱吧。

　　闹日本以前，我们家住在河东（现在属河北区）望海楼对面，在大口、小口租的房子。

　　日本轰炸天津的时候，是7月29号，严格来说日本并不是狂轰滥炸，日本人鬼着呢，他们做工作也认真，是认真地制定了目标的，天津市要炸哪里他们早有准备，如炸南开、炸市政府，都炸成了平地。

　　日本飞机炸市政府的时候，就把明德中学一起炸完了，隔着一条马路，对过是女师学院，就没有挨过一颗炸弹。所以日本人也是制定好目标的，他们调查研究。我在望海楼附近住，看见日军的飞机在空中盘旋转圈，转一圈扔一个（炸弹），再转一圈再扔一个，不是直线飞，扔完炸弹就走。我们那时候不懂，还跑到望海楼附近去看，后来听说炸了南开。到下午，看见一些人扶老携幼从北站大经路一带经过金钢桥、望海楼，路过我们家门口，往意租界逃难。人很多，都不知道日本人明天是不是还要炸，都投靠亲友，往意租界奔。轰炸其实就那一天，然后就是占领，我没看见地面部队，第二十九军的部队也撤走了，撤到小站这一带，所以从七七事变以后，就给日本人一个错觉，就是中国人不禁打，不积极抵抗。日本打算三个月结束战争，非常狂妄。

　　我不上学之后，就通过关系到城隍庙小学去代课，教书去了。穿着布大褂西服裤子，老师都要穿大褂，那时候我19岁。当了半年多代课老师，就叫人家给顶替了，当时大概能赚十几块不到二十块钱。失去了工作没有收入，为了生活只好再找工作，1938年通过同乡的关系，在河东有一个省立师范，后来搬到了新开河志成路。我们和于方舟是同乡，他在那个学校做教务主任，介绍我在教务科当职员，日子不多就调到图书馆去了，负责借书。

　　我对编辑校刊比较有兴趣，也写，也校对。后来去《中国公论》，也是这一套，编辑校对，来稿登记，计算字数，发稿费等。这个刊物是个汉奸刊物（那时别的刊物也不让你存在），主编的人扩大文艺阵地，一期二百页，大部分都是文艺作品，还包括文史什么的，五花八门。杂志社社长是个四川人，稿子来源我也不知道从哪来。他跟傅增湘是同乡，傅增湘是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傅的稿子来了以后，我给他誊抄一遍，后来傅增湘不要稿费，每月给他30块钱，他请别人代为抄写。我后来慢慢练习着也写稿。那会儿有点儿逃避的思想，主要就是写国际上的东西，汉奸的东西我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