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文《季羡林是东方学大师，不是国学大师》贴出后，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季羡林写过《唐史》，而既然写了唐朝历史，还不是国学大师吗？季羡林写《唐史》的说法，我在不少博文里都看到过，作者不乏一些“精英学者”。

即使写过《唐史》，就能能算做国学大师吗？并不见得。范文澜、白寿彝都是很著名的历史学家，写过《中国通史》，台湾的柏杨也写过《中国人史纲》，但似乎没有人称他们为国学大师（个中原因，非常复杂，涉及到诸多方面，本文不谈）。

况且，更大的问题是，季羡林先生从来没有写过《唐史》，他写的是《糖史》，也就是关于碳水化合物、人类营养素——使味蕾感到甜甜的糖——的历史。我相信很多人把《糖史》错看成《唐史》，并以讹传讹，就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想象，他们眼中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既非化学家也非食品专家——怎么可能如此偏门，去研究糖呢？

2002年，我买过一套四卷本的《季羡林文丛》，成为我枕边闲书之一，在《学问之道》一卷里有一篇介绍《糖史》的文章。这篇文章告诉读者，作者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糖的历史著作。季先生在文中说：“我之所以走上研究糖史的道路，可以说大部分是出于偶然性。与其说我对糖史有兴趣，毋宁说我对文化交流更有兴趣”。 

季先生在多年的语言学研究中注意到，世界许多国家的“糖”字有相同的读音，例如英文sugar、法文sucre、德文Zucker等都来自梵文sarkara与巴利文sarkkhara，他由此推断，蔗糖是从印度通过波斯传入欧洲的。季先生还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有一篇残经写卷背面写着制造“煞割令”的方法，他判断出这就是梵文 sarkara 的音译，并推断蔗糖在唐代传入中国。后来，他又发现，孟加拉语和几种印度语言中，称一种糖叫“cini”（中国糖），可见印度的制糖术在某个历史时期也受到中国制糖术的影响。

糖的历史与印度关系密切，印度学研究又正好是季羡林的长项，为了从世界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角度搞清楚“糖”的历史，他开始对糖史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季羡林搜集了大量有关“糖”传播的资料。并且写了多篇有关“糖史”的文章，如《蔗糖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欧、美、非三洲甘蔗种植和砂糖制造》、《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的问题》、《再谈cīnī》等。上世纪90年代初，季羡林先生又集中查阅了大量中外典籍、正史、专著、医典、笔记、方志、游纪、诗词、说部、海关志等百余种书籍，经过分析考证，最后撰写出了这部专著。

《糖史》完成于1998年。这本书是季羡林先生下功夫最大、篇幅最长的一部学术著作。在季羡林的这部《糖史》之前，世界上出版的《糖史》只有两部，一部是德文的，一部是英文的。季羡林这部糖史，重点是放在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上。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国内编；第二编为国际编；第三编为结束语，共计七十三万余字。这部著作收在《季羡林文集》第九、第十两卷中，我没有见到单行本。其中，上篇（国内篇）也收入《东方文化集成-中华文化篇》一书，题名叫做《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

所以，季羡林的《糖史》发轫于他对印度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是一部融中外（特别是中印）文化交流史和制糖科技史为一体的专著，也是作者东方学研究的一项特殊成果。当然，季先生的国学根基对这本书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作用，但这本书并非国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