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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了凤凰台关于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辩论,双方各执一词,从四六级考试引申到研究生考试和高考制度,吵得一塌糊涂。我认为,双方辩论的核心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人材的问题。其实,大家当然都承认人的能力体现在多个方面,不应该用简单生硬的标准来衡量。但是,自从世界进入工业社会以来,随着人类对物质文化消费需求的极大化与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什么事情都变了:为了减少管理成本,似乎一切都必须服从大工业化生产的规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标准化。人材的培养模式与衡量标准也难逃这个规律。
农业社会是个性化的。例如,手工工匠加工的零件,几乎每一件都不会成为废品,而且他总有办法让自己装配的机械运转起来:如果马车的车轴旋细了,就把轴孔同时开得细一点儿也能将就。同样,瓷器的图案不小心画坏了,把美女改画成张飞也能送去烧。而珠宝匠完全可以针对天然形状不同的宝石,一锤一锉地敲打修整出适合的托儿。
可是,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不允许这些再发生。例如,日生产几百辆的汽车,决不容许离合器齿轮的加工误差超过公差范围一丝一毫,否则,千千万万个没有互换性的零件将造成灾难——装配阶段将花费极大的工时。当然日生产成千上万件的瓷器,也不能再由手工来画图案。更没有哪个厂长会让检验员在一百万个盘子里,挑出一些虽然尺寸不合格,但釉彩烧得特别好的盘子,然后说服货主接受这些盘子的“个性化”特点。
大工业生产中,为了降低检验成本,对数量极大但成本低廉的零件,一般是采用抽查来保证加工质量(而且这种检验有时甚至是由仪器自动完成的)。例如,一百万个零件,可能只抽查一千个,如果其中仅仅有一定百分比的废品,这一百万个零件就可能整批报废。同样,在抽查合格的一批零件中,也很可能存在极少量的不合格的产品。而且,决没有人会去成批报废的废品堆里一一复查(那里很可能有完全合格,甚至超标准的优质零件),原因很简单:工时成本太高。
所以,大工业化生产不再关心个体,不再关心个性,它关心的是整体,关心的是共性,它遵循的是大数定律,它采用的是统计学的标准。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会再有雕刻着风格各异花纹的镏金马车,而某一品牌的汽车再高级也只能是千车一面。我们也只能感慨,越来越多的现代城市都变得相似——从连锁商店的装修、超市商品,到快餐店薯条的口味。大工业化一方面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另一方面也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平庸。
在这样的工业化社会里,学校培养的人材也是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产品,其质量也只能接受工业化的检验方式。非常遗憾,我们经常不得不“只拘一格降人才”,正如在手工工匠手里可能成为上好产品的零件,在现代化工厂中却不得不成批地变成废品一样。而我们的合格产品——人材,也像生产线装配出的汽车一样,变得千人一面。
不论对于高考、研究生考试或四六级考试,我们当然都清楚地知道,考得好的一般都是好学生(按出题者的标准),但考得不好的各有各的原因。如果到落榜生里面一一复查,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埋没的天才,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原因还是成本太高。
陈丹青教授可能会说:“不对,英语考得好的一定不是美术功底最好的,因为学英语浪费作画的时间”。他如果这样说,也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今天的研究生考试,决不再是齐白石挑徒弟。由于考上研究生对每年数以万计的艺术类本科生的命运太过重要——仅仅清华美院本校的应届考生已经是每年至少三万名美术高考生中的幸运儿(这些考生有的上大学之前就已经由辞去公职的母亲陪伴,住在美院周边地下室里补习了三年甚至更久)。如果本科毕业后能考上陈丹青或其他知名教授的研究生,即使成不了绘画大师也可以保证一生拥有优越的地位;但如果考不上,可能终生只能做一个中学美术教师或宣传科小职员。
所以,考研的标准是否公平、严格,就成为所有考生关注的焦点。我可以相信陈丹青是公平的,但不能保证李丹青也公平。包括清华工艺美院和全国所有艺术院校的本科生们在入学教育时,就被告知将来考研要考英语,所以绝大多数计划考研的学生不可能不用功去学英语,怎么能接受在已经考完并开始录取时突然改变规则?绝大多数考生是按照像工业生产那样的“标准工艺流程”塑造自己的,所以他们甘愿接受工业化的挑选程序——只要把自己培养得足够标准化,就有机会录取——而不愿意有一个买主闯进大工厂,在废品堆里挑选几个自己中意的。
所以现代的考试必须有一个不变的标准,就像工业产品的检验程序,对所有零件一视同仁。我们不能因为某个零件的光洁度特别好,就向检验员说情,让他放宽其它某项检验标准。其实,我们同时默认一个事实:在目前考试制度下招收的研究生(或其他学生)应该只能保证总体上不是最低水平,但无法保证最高水平的个体一定能录取。所以,陈丹青与清华主管部门在招生标准上的争论,就像是一个手工业时代的陶艺大师与现代化陶瓷厂老板关于产品质量的对话,根本没有共同基础。
(潍坊报名点艺术类考生在排队,今年山东有16万学子参加艺术类高考)
教师最关心的职称评审也类似。有人说A发表了10篇论文,不能说明他比仅发表了两篇的B水平高。一般而言,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由谁来决定B的两篇论文水平的高低?要操作,只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还是一个冷冰冰的“卡规”,你要评职,只能先承认这个标准。所以,目前的职称评审制度,一般也只能保证一个群体的水平不会过低,但无法保证某个潜在的优秀个体一定能评得上。
对于高校教师一直诟病的的工作量考核,也是同样道理。为了保证教师队伍的总体水平和每年全校工作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允许每一个大学教师都去“十年磨一剑”而不参加考核,否则风险投资过大。
很多大学的网上评教也让很多教师深恶痛绝,因为肯定有个别学生因为老师要求严而故意打低分。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网上评教的前10%,一般都是优秀教师,而后10%,教学效果一般也是很差的,中间的属于“模糊带”。所以,理论上,对这种评价结果,一方面要承认它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要加以分析,分别对待。但是,还是因为管理成本的原因,尽管可能存在因送人情分得了“优秀”,或要求过严得了“不合格”的情况(毕竟是小概率事件),我们还是得接受这个因样本数有限造成的有缺陷的统计结果。
不仅考试或考核制度,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公平与效率也不可能兼得。民主制度又何尝不是如此?民主决策就是一种整体上扯平了的结果,也就是一种平均值的反映,所以一般只能保证不会得到最坏的结果,但一般也不能保证得到最好的结果。但是,我们还有比民主制度更好的制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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