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传》序

或有问予曰：“诗何为而作也？”

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

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之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 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侧怛之心、陈善闲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天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