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 识 与 良 知

檀作文

通识教育是当代中国大学的一个热门话题，各大高校纷纷设立通识课程，硬性规定：文科生必须选修若干个自然科学通识课学分，理科生必须选修若干个人文社会科学通识课学分，才能获得学位。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这个制度实行了好些年，效果嘛，我是一点儿也没看见。我总觉得这个做法很有些好笑。别人我不知道，近代中国的文化名人，钱钟书，还有吴晗，据说考大学的时候，数学都是吃了一个大大的鸭蛋的。逼着他们两位去学什么自然科学通识课，恐怕是赶鸭子上架。幸亏他们两个生得早，要是赶上今天上大学，非得被通识课逼疯不可，最后只怕还要落一个“大学未毕业”的头衔。终日为学不进去的课程苦恼，恐怕也无心从事自己所喜欢的学科的研究和写作了。以钱钟书和吴晗的数学水平，绝对谈不上有多少自然科学的通识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一代文化名人。我们也绝不因为他们两个数学不行，就怀疑他们的素质。谁敢说钱钟书、吴晗素质太差，一定是他脑子进水，自己的素质出了问题。

大学的通识教育，和中学的文理分科，是同一性质的问题。不赞成文理分科的人，总是担心一旦分科，中学生会缺少通识，将来不利于创新。但问题恰恰相反：这也学了，那也学了，精力平均分配，结果哪方面的基础都没打好，最不利于将来深造；至于创新能力嘛，那更是全被应试教育磨掉了。

通识也罢，素质也罢，学校总是一概整成应试教育，只求考试通过率，压根儿不去考虑每个人的才性和兴趣。通识教育，追求的不过是平均主义，好比把矮子往长里拉，把长子往矮里压。对于不同的学生，是把学力不逮者往上硬扯，而让学有余力者浪费青春。对于同一个学生，则是逼他去学不擅长不喜欢的，而压制他发展一己的特长。这样的教育，分明是要扼杀天才。本来人家是跳高天才，你非要人家把时间花在举重训练上，这样能培养出一个世界冠军来么？背不来开方表、圆周率，并不妨碍一个人成为文学巨匠、艺术大师。

通识也罢，素质也罢，噱头可以千变万化，效果只在培养庸才。今之大学，不如昔之大学，人所共知。不去通识、素质之魅，不能破格录取钱钟书、吴晗那样高考数学零分的考生，今日之清华、北大，再搞什么中学校长推荐制，也别指望赶上民国时清华、北大的水平，更不要指望培养什么划时代的大师。

窃以为中国之教育，所缺不在通识，乃在良知。再有通识，连坐公车都不晓得把座位让给老幼病孕残，要那通识何用？通识者，信息也，技术也。良知者，价值判断也。信息与技术，是不分是非善恶的。对于原子能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如果最终效果只是杀死更多的人，那还不如不要吧。《墨子》书中，讲述过一个故事：当时的科技大师公输盘（鲁班）为楚国造云梯去打宋国，墨子跑去教育公输盘，说你这是助纣为虐，大不义。公输盘是第一流的科技工作者，一点儿也不缺通识，所缺的只是良知而已。墨子高过于公输盘，不在通识，而在良知。

当代中国教育，标举通识、标举素质，独不标举良知，实有悖于先贤之训。《大学》开篇即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止于至善”，即孟子、阳明所谓“致良知”。《大学》八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自然免不了要去修齐治平，但功夫却在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格物，也就是去研究万事万物的道理，大约相当于所谓的通识教育。但格物的目的却只在于致知，在于致其良知。如果学了云梯和原子能的原理，只是为了帮暴君杀人，那便是全无是非善恶之心，沦为暴君的帮凶和工具了。

陈寅恪所作《王观堂先生挽词》，云：“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可作现代大学精神之写照。大学教育，培养的不仅仅是技工，更不是惟命是从的奴才。大学教育，培养的应是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才。唯有如此，庶几可以明德自新，可以致其良知、止于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