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空了的人性善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人性善。我则以为儒家的人性善乃是架空了的性善论，是不彻底的人性善论。

先秦儒家，孔子对人性善恶未置一辞，孟子荀子各持一端。孟子言性善，荀子道性恶。儒家的主流，尤其是宋明以来，孟子性善论占主导地位。荀子则被斥为异端。

记得曾向吴先生请教过人性善问题。先生说从历史来看。主张人性恶的，必然走向法家，必然走向暴政，并且亡国，以秦为证。主张人性善的，则可以出现太平盛世。况且人心思定。社会上总还是好人更多。只有相信好人更多，明天才会更美好。孟子的性善论，是社会的强心剂，使人们相信社会是可以管理好的。

我则觉得荀子性恶论，是在资源分配的层面提出来的。有些近似于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生物社会学思想。每一个生命乃至于细胞要生存和发展，都必须获得足够的资源。但资源是有限的，为了生存，必须斗争。竞争是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杀戮。荀子乃从这一意义上说性恶。但荀子提出化性起伪思想。认为人为可以改造自然。性恶可以有效规范和管理。

人性善还是人性恶？我更希望还原到具体层面来讨论。我们何不从理性和非理性两个范畴，来探讨此一问题？

孟子言性善，荀子道性恶，但二者都高度肯定人的理性。肯定人能自我约束，以达成群体利益。古今中外的所有政治哲学，都承认人是有理性的。而这理性是有利于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如果把人性还原为人有理性，古今中外的政治哲学都承认人性善。孟子、荀子在理性认同上，并无区别。

但将人性还原到非理性和本能层面。古今中外的政治哲学流派分歧就大了。但中国的儒家各流派，在这一认识上仍旧高度一致。荀子固然道性恶，认为人的非理性和本能是恶的。孟子何尝不是如此呢？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正是从孟子学说发展来的。儒家从来未能正视人的本能和非理性问题。儒家的态度是一刀切，视之为洪水猛兽。

有鉴于此，我认为儒家是架空了的人性善者。它只承认人的理性善，但却认定人的非理性是恶的。儒家纯粹是从群的角度来考虑善恶。理性相对应的是管理。儒家的政治哲学是人牧思想，关心的只是管理问题。即使是中国民本之父的孟子，他的性善论落实到政治哲学，也只是要求统治者推其善心，自上而下地实施仁政。中国儒家的天地良心，无非是为君的发善心自上而下地怜悯和实施。从来不曾肯定过自下而上的要求。虚假和不彻底的人性善论，自然不能产生与现代文明相对应的民主自由思想。

（二）天赋皇权

儒家思想存在重大的缺失。这个缺失就是儒家没有天赋人权的观念。儒家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基本是讲管理的。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儒家的思路是从上至下。孔子基本不谈民主。孟子是民本主义者。但他的民本主义，是自上对下的怜悯和实施。孟子亦未曾为人权张本。待到儒家作为政治哲学被统治阶级接受，也就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发展出的是天赋皇权。统治者的权力是天赋的，是不需要得到人民授予的。天赋皇权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根本前提。

以天赋皇权为核心思想的儒家政治哲学，绝无发展成民主的可能性。这种政治哲学至多能发展出分权和制约的管理模式。相权及谏官制度，是对君权的某种制约，但实质上只是君权的延伸。他们必须为君权服务。他们只能是君王的股肱。这种分权和制约，只是管理学意义上的，而非法理性质的。它至多能发展成一种管理制度，下窥式的选拔精英以帮助管理。

儒家政治哲学的土壤，孕育不出民主的胚胎。

希腊罗马式的政治哲学，贵族和自由民，都享有法理意义上的分权，他们都有权力意识，并能相对制约王权。西方启蒙时代以来，发展出天赋人权观念。此一观念，实即希腊罗马贵族权力的扩大和延伸。民主制度是由天赋人权观念孕育出来的。只有天赋人权，单个体的人才能要求和行使权力，可以和其他个体乃至集群谈判。天赋人权，必然发展出社会契约思想。契约必然导致民主。

中国政治哲学最大的悲哀，也是儒家政治最大的悲哀，是未曾发展出天赋人权观念，却发展出天赋皇权的观念。传统儒家思想，注定与民主制度无缘。它可以实现精英管理，却无益于现代文明。

（三）忽视个体

儒家是不彻底的人性善论者，导致儒家学说在政治哲学层面有两大缺失：一是发展出与天赋人权相对立的天赋皇权思想，二是对个体的忽视。

天赋皇权而非天赋人权，注定了儒家与现代民主自由思想失之交臂。

对个体的忽视，导致儒家的情感生活匮乏。

儒家讲修齐治平，但儒家把家庭纯粹看成一个管理学课题，而非情感课题，亦甚可悲。孔子幼年丧父，根本不曾面临父子代沟冲突，缺失造成强烈的弥补欲望，因此把孝极端化。他何尝去实践过呢？孔子的夫妻情感生活交了白卷，儒家的徒子徒孙们也未见过不交白卷的。

儒家对个体的关注，只是要求个体修成圣人人格。实际上不过是“克己复礼”四个字而已。儒家认为只要做到了“克己复礼”，便有资格且应当进入君权管理体系，帮助王者“天下归仁”。克己复礼，是天下归仁的前提。克己，无非是克制欲望与本能。复礼，无非是服从规范。但儒家的传统规范都是教人端起架子。儒家视欲望为洪水，用的是鲧息壤止水之法，却从不曾考虑疏导的方法。

儒家根本就是一种群体学说，先天地为集权与专制张本。因为它先天地忽视了个人。儒家是名义上的人性论实质上的人性恶论。因此它不可能看到天赋人权，不可能承认欲望与私念。它要压服和管理。

儒家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是阉割了情感生活。不允许儿女私情。至少是不能公开化。这就使得传统中国人不知道如何去进行和表达情感生活。既然不能台面上讨论和表现，自然只能流于地下。

传统中国，哲学和史学里，都没给个体留下立锥之地。儒家哲学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学说。正史是帝王的政治得失。只有文学为个体提供了表达的出路。中国抒情文学发达，实即中国思想模式造成。个体和人性终究是不可磨灭的，需要一个渠道宣泄和表达出来。这个渠道就是文学。

“一为文人，便不足观。”传统中国的这句老话，实在是对中国思想的深刻反映。选择文学，便意味着对正统哲学的叛逆。这意味着走到另外一个阵营。谁要个体，谁就是正统的敌人，谁就是儒家的贰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