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是周作人自编文集之第一种，是他一九一七年做北大教授时的讲义。《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说“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悔其少作的嫌疑固不可免，但窃以为，这段话还是当作自谦之词理解为好。
    　　
    　　 《欧洲文学史》绝不仅是“杂凑而成”，而实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在。其一以贯之的精神是“希腊情结”。此“希腊情结”，又不仅是《欧洲文学史》之精神，实乃周作人思想一以贯之的命根子。
    　　
    　　 《欧洲文学史》约十万言，分三卷，首“希腊”，次“罗马”，而以“中古与文艺复兴”与“十七十八世纪”终。其首肯者乃希腊精神，并悬之以衡后世文学。周作人论希腊精神，大抵不出三端：一、现世主义，二、尚美精神，三、中和原则。罗马崇实，与希腊尚美异趣；希伯来精神倡出世思想，以天国为寄托，与希腊精神之重视现世尤相违逆。故罗马为希腊之反动，希伯来为希腊之罪人。文艺复兴，乃起于人性自然，故重现世，又合尚美，是希腊精神之回归。十七十八世纪思想巨子寄情人道，故此期文化笼罩理性之光辉，得中和之致而不偏枯。周氏属文，于希腊颇翔实，罗马以降则以己意为取舍。于中世纪，所详者乃“骑士文学”与“浪游之歌”。“骑士文学”起于信仰，终于尚美，实为希腊精神之回归埋下伏笔；“浪游之歌”乐生享美，关爱现世，则是突破希伯来信仰之里程碑。文艺复兴以来，着墨最多者为卢梭、歌德二家，盖二子皆倡人性自然之义，卢梭“契约论”重在个人自由与社会政治之调和，歌德“浮士德”意在生生不息、追求不止，皆为希腊精神之发扬。
    　　 要言之，周作人于欧洲文学千年进程之判断为希腊精神之丧失与希腊精神之回归。《欧洲文学史》述希腊精神丧失期，着眼于黑暗时代内部蕴含的潜在生命力，于主流方向则撇个干净。而于回归期，则纯粹论列希腊精神发扬光大者。
    　　 其书虽名《欧洲文学史》，而所论实偏重文学背后之精神，义理发挥固多于辞章评析。莎士比亚于欧洲文学至关重要，《欧洲文学史》语焉不详。孟德斯鸠为思想巨子，周氏下笔则多。仅此一端，可见其旨趣一斑。
    　　
    　　
    　　 窃以为，吾人若于欧洲文学求知识上之了解，大可不必读此书。此书过简，似《四库总目提要》，固不及今日通行之各种欧洲文学史详明。若吾人致力于周作人之了解，则此书不可不读。此书为周氏少作，又非直接阐发一己之思想，但周氏一生所不能忘却之情结正在此间。希腊精神，实乃周氏思想之武库。
    　　 周作人之思想核心，大抵主张人性自然，于其本能欲望，当揄扬而不当抑制，但人又恒生人类群体之中，个人人性之揄扬，须以不损害他者为前提，故人之天然能欲，需有节制。“五四”之后，周氏尝著《小河》之诗，于河水活泼泼之流淌，热情讴歌，又恐其泛滥成灾，此“小河”实即人性之譬喻。周氏《欧洲文学史》，喜用“生气精灵”一词，凡有活力之文学，皆以此许之；又喜用“中和之德”一词，并以之为最高标准。“生气精灵”者，无非人性自然之勃发。 “中和之德”者，则周氏以为希腊精神之大光明处。周氏云：“希腊民族，以中和之德著称。对于自然恒久之性能，有仞知而无讳饰，能节制而无遏逆，使之发泄得间，乃不至横决。”《欧洲文学史》致意拳拳者，如孟德斯鸠、如卢梭，其人之思想皆为希腊精神之发扬，固与周氏同也。
    　　 周作人主张人性二元，不能偏废，“故凡理想与实在，个人与社会，理性与感情，知识与信仰，或体质与精神，皆为二者之代表，互相撑拒，以成人生之悲剧，而人生意义，亦即在斯”。“盖希腊文化，以中和称。尚美而不违道德，主情而不失理智，重思索而不害实行。”周作人对希腊精神的判断，与其文化理想正相符合。希腊精神，或即周作人理想文化蓝图之范本。周作人人性二元、不可偏废之观念，反过来又加重了其对希腊精神的认同。
    　　 吾人研究周作人之思想，当知其与希腊精神以及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之关系。而《欧洲文学史》一书，则为进入周作人思想世界的金钥匙。
    　　
    　　
    　　 单作一本文学史来看，周作人《欧洲文学史》似乎太简明了一些。但其于文学史写作的示范意义功不可殁。前些年，学术界对文学史的写作有过大讨论，对早期文学史的写作倍加关注，林传甲、黄人的文学史都被从故纸堆中耙剔出来。窃以为，唯周氏兄弟、胡适的文学史，才可以称得上现代意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文体专门史，文学批评极高明，今人犹被其泽，多所引证。胡适《白话文学史》，立论有偏颇处，具体阐述亦有不尽人意处，但开风气之功，为学界所共识。考以写作年代，则胡适《白话文学史》构想于１９２１年，成书于１９２８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动笔于１９２３年，都不及周作人《欧洲文学史》早。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断语精悍，胡适《白话文学史》勇于立论，皆个性鲜明，然对于文学背后思想精神之重视，皆不及周作人。周作人《欧洲文学史》注重时代背景与文学思潮之关系，于文学走向之因果分析，筋骨思理，脉络清晰，堪称文学史建构之典范。学界讨论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建构之现代化进程，于周作人《欧洲文学史》的影响视而不见，亦咄咄怪事。
    　　
    　　
    　　 《欧洲文学史》之行文，亦值称道。
    　　 舒芜曾将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分为五期，以为各期皆较前期更上一境界。我对周作人的散文自然没有舒芜先生那样熟悉，风格上的敏感更是自愧不如。个人的庸见，大抵“五四”前后是一期，声明“闭门读书论”前后又是一期，入狱之后是一期，１９４９年以后又是一期。１９４９年以后，文网渐密，周作人只能写写鲁迅的掌故，生怕旁人见出什么微言大义来，文字趋向隐忍一路。我个人毋宁更喜欢此前的文字，而以“闭门读书论”时期为最。那时候，作者是在进行自由的书写，文风散淡，仿佛全不用心，而实有深意在，总使我想起东坡对陶诗的评价——“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此后，因了不自由的关系，未免隐忍而流于枯涩了。幸亏晚年写的是鲁迅，或回忆自己，人物自身有味道，《木片集》的文章，则不大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至于“五四”前后，周作人的文风尚未达到他个人化的成熟。
    　　 《欧洲文学史》虽是他第一本文集，成于“五四”之前，但与其“五四”前后的文风又明显不同。只要将《欧洲文学史》与他的第二本文集《艺术与生活》略加比较，便可明了。《艺术与生活》代表了他“五四”前后的文风，因了演讲太多的缘故，文风是很有些像胡适的（当然不如胡适俏皮，但都以明白翔实为擅场），《欧洲文学史》却不如此。
    　　 或许因为是学术史著作的缘故，《欧洲文学史》在表达手段上选择的是浅近文言，和雅雍容，努力带给读者唯美的享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用的也是文言，但远比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典丽精工，字斟句酌几如昔日之苦吟诗人。这大概是因为二人才性不同。同是典雅，周作人济之以散漫天真，鲁迅则增之以锤炼厚重。以古代作家比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用字如杜甫夔州诗，而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则似明末张宗子，或东坡少年时。那是三河年少风流自赏一类的精神，又或如十七八少女肌肤一样的芳香和润泽。这样的风神情韵，我实在喜欢。
    　　 周作人推许《圣经》的白话文译本，以之为中国文学史上之盛事。《欧洲文学史》或意译或隐括诗文，颇类白话文《圣经》。如“《哀Ｋleonikos之死》曰，人其稼穑终生无以不时远游，惟人生实短。嗟汝Ｋleonikos，欲得肥饶之地，乃载汝货，发自叙利亚，于大梁降时浮于海，亦与大梁共沉于海”，又如“当垆女歌舞以招酒客，歌曰，饮酒掷骰，勿念明日。死神附耳而语，云汝善乐生，吾行且至”，皆能打动人心。
    　　 又周氏诸具体判断，如“Ｃatullus诗多主行乐及时，实即悲观人生”，文艺复兴重在情思，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皆简括而中肯。论Ｌivius作史，文胜其质，凯撒之史则失之枯索，批评态度皆公允平和。论Ｍacchiavelli《帝王论》著述缘由，云“不过聊寄救国之忧，据当时情状，固不可求同志于齐民，唯有期诸执政者也”，可谓同情性之理解。论《神曲》义旨，则见识断之力；论Ｖergilius《救世诗》与基督教之关系，则见通达之思。论《伊利亚特》与《唐吉珂德》之文学精神，则尤见其平和宽大之心。
    　　
    　　
    　　 周作人《欧洲文学史》，不独以筋骨思理胜，其风神情韵，亦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