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为我哭，妈妈。

我在我的坟墓里活着。”

——《安魂曲.序曲.十.1》

 

 

5月9日下午，朋友圈被等待直播俄罗斯二战胜利日阅兵话题的刷了屏。我突然不合时宜地想起了一位悲恸欲绝的母亲写的一首最最痛入骨髓的诗，因为恰逢母亲节：

“在一堵高耸入云但却完全瞎掉的红墙之下。”

  

这句诗来自另一个俄罗斯的声音，出自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我知道这样的联想政治很不正确，但它却闯了出来。

在我读过的所有关于母亲的诗歌中，没有一首诗比得上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痛入骨髓，刻骨铭心。

许多人并不会把阿赫玛托娃这曲组诗当作一首关于母亲的诗。

通常我们提到关于母亲的诗，不外乎歌唱母亲的爱与哀愁，辛劳与坚韧。这是常态下的母亲形象。

非常态之下的母亲形象，像叶赛宁的《给母亲的信》，虽然也有母亲关心儿子的惊恐与不安、等待与期盼，但《安魂曲》中那绝境中的挣扎努力的母亲，除了阿赫玛托娃，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呈现。

因为，她在写她自己。

 

   

“你在黎明时分被带走。我跟随你

好像一个人在送葬时所做的那样。

……

圣像的冰冷还在你的唇上，一颗死亡的冷汗

正在你的额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细节，我要收集

与被杀害的近卫军妻子们一起哀泣

伤心欲绝，在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下。”（——《安魂曲﹒一》1935年秋）

 

1935年秋天，一个母亲，儿子在黎明时分被带走，悲伤的她，竟然看到了儿子额头上的那颗“死亡的冷汗”！

儿子被捕之后，孤苦伶仃的母亲，身患重病，晚上孤独地躺在家中，等待死神的到来，——在二战爆发前十五年中，她的两个丈夫，第一任丈夫著名诗人古米廖夫，据说是被列宁下令枪决的；第三任丈夫，艺术史家普宁，被捕后不久死于狱中；她的儿子两次被捕；她最亲密的朋友诗人曼德斯塔姆被流放，死于流放地……——看到人世间这样悲苦的命运，就连无力干预的月亮，掠过地球月光透过窗户照入时，也会哀伤地为她祈祷。

清晨，她早早醒来，像做弥撒一样虔诚，拎着包裹，“步行穿过发疯的首都，去探监”，与那些相似命运的母亲妻子们，在克列斯泰监狱的红墙下，排在第三百号，站了三百个小时，等待与儿子的隔窗相会；也会奔波于国家各个机构的办公室，打探儿子的消息……

 

“用你的热泪

燃烧新年的坚冰。（——《安魂曲﹒四》1938年）

 

  

十七个月里，往返于监狱与家的路上，唯有白杨树摇曳，但它们却无视这人间的悲伤。

即便残酷的结局早已注定，但她步履蹒跚着独自设法奔波——

 

“我把自己扔在刽子手脚下

为了你，我的儿子和我的恐惧。

一切变得永远混乱——

我不再能够区分

谁是畜生，谁是人，还有多久

可以等到死刑的执行。

现在只有蒙尘的花朵，

敲击香炉的叮当作响，

来自某处的铁轨延伸进乌托邦

并且盯着我的脸

并且以迅速歼灭威胁我，

一颗硕大无比的红星。”（——《安魂曲﹒五》1939年）

 

我过去并不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百无一用的诗人会经常惹出大麻烦，直到我读布罗茨基的《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在谈到曼德斯塔姆时说：

“诗人惹出麻烦，往往不是由于他的政治，而是由于他语言上的优越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上的优越感。诗歌是一种语言叛逆的形式，它所怀疑的对象远远不止某一具体的政治制度：它对整个存在的制度提出疑问。他的敌人也是成比例的增多的。”

事实上，阿赫玛托娃并不拒绝革命。但她 “忠实于自己的措辞、忠实于私人音色、忠实于通过个人心灵的棱镜来折射生活而不是反映生活”（布罗茨基，《哀泣的缪斯》）的精神气质，却与新时代汹涌而至的粗俗格调格格不入。而新国家，“是一种教条的、以眼还眼的心态副产品”。（布罗茨基，《哀泣的缪斯》）

于是，作为诗人，她的诗集几十年不准被出版，诗歌无法被公开传唱——布罗茨基，这位阿赫玛托娃晚年最喜欢却被国家放逐出国的诗人，说这对阿赫玛托娃这等高度的诗人来说，“意味着被活埋”——但她从来没有去奔波求人。

但是，当她的儿子被捕，成为国家的人质之后，诗人却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写下了一些真正的爱国战争和歌颂和平来临的诗作。

布罗茨基称这些诗为“劣作”，“这些劣作是为了争取儿子从劳改营释放出来而写的，不过他还是在里面度过了十八年”。（《哀泣的缪斯》，布罗茨基）

这就是母亲。

谁又能不理解？

在俄罗斯，苦难的母亲是有先例的。那些古老时代的流放犯，那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母亲们，都曾经有过类似的悲伤。但是，都抵不上苏联这个新时代。

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向我们描述十二月党人的母亲和妻子们的命运时，虽然悲苦，但那些坐着马车随着英雄的儿子丈夫去往流亡地的母亲和妻子们，绝对想不到后来的新时代那些母亲妻子们的命运——赫尔岑说，当年流亡地的农民，晚上都会在窗口放上一瓶牛奶和几个土豆，以备流亡的逃亡者取用，这是传统——到v阿赫玛托娃和那些同命运的母亲们的年代，这些传统早已不知所踪，，她们熟悉的是监狱大门的刮削声、行进士兵沉重的脚步声和黑乌鸦囚车声，她们许多人，并不能够知道自己的儿子、丈夫在哪，是否活着！

 

 

“你们在哪里，我的不情愿的朋友们，

我的两个撒旦之年的俘虏们？

在一场西伯利亚的暴风雪中，你们见到了怎样的奇迹？

在月亮的周围有怎样闪闪发光的海市蜃楼？

我送给你们每人一个问候，和告别。”（——《安魂曲﹒献词》1940年3月）

 

新时代的问候和告别，只能如此。

对于阿赫玛托娃来说，《安魂曲》就是自己一段历史的自传。

但是，这个自传的力量在于，她写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故事，也是新时代那些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儿子的母亲们的故事，这个故事，在那个年代，太过普遍了——在监狱外面排着长长的队伍，那些与阿赫玛托娃一样，无论严寒酷暑，等待儿子丈夫消息的女人们——在那些艰难的日日夜夜，她们的容颜枯萎了，多少乌黑或淡褐色的头发一夜间银丝雪白，苦难将脸颊蚀刻成冷酷的纸页……她们无法写出自己命运。

但是，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我能”。

 

“不是我，别人也在受难。我不能够

不如此这般。已经发生的一切，

被用一块黑布掩盖，

然后让火炬远离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安魂曲﹒三》1940年）

 

 

“这便是为什么我祈祷但不是为我自己

而是为在那里与我站在一起的全体的你们

穿过肆虐的严寒和七月的酷暑

在一堵高耸入云但却完全瞎掉的红墙之下”（——《 安魂曲﹒尾声﹒1》1940年3月）

 

 

阿赫玛托娃想找到所有那些儿子丈夫们的名字，尽管名单已经被转移，可能永远无法得到。但她决心要用自己无意中听到的那些话，来

 

“为你们编织成宽大的裹尸布。不论何处，无时无刻，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哪怕一件事。即是在新添的悲伤里。

即使他们用铁钳夹住我备受折磨的嘴

仍会通过亿万人民呼啸；”（——《安魂曲﹒尾声﹒2》）1940年3月）

 

她做到了。她让她的哀恸，变成了所有受难者的哀恸，变成了文明世界永远难以忘怀的母亲的哀伤，直到今天，也会到未来，只要人类存在。

 

(原文写于2015年5月9日晚，感谢新京报书评周刊公号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