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独步山河的吟唱

词发生于唐代。

它是一种合乐的文学形式，与当时音乐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唐代是一个对外开放程度很高的国家，与各国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吸收了许多西域国家的文化因素。唐代的音乐除本土音乐外，还接受了外来的音乐。唐代尚舞，尤其是皇家，经常在皇宫举行歌宴、食宴或庆典歌舞。在这些歌舞音乐里，有一种叫清乐（法曲，皇家宴会时的舞曲）的，就吸收了西凉大曲、印度乐调。其中的大曲就与词有很大关系。如大曲的许多乐调《采莲》、《水调》等就演变成后来填词用的词牌；在当时创作大曲要谱曲填词，请文人墨客给某个曲子写文字，因之词在当时是大曲的一部分。那么，大曲是如何一变而为词的？宋人王灼在他写的词话《碧鸡漫志》里，给我们做了解释：“《凉州》排遍，予曾见一本有二十四段，后世就大曲制词者，类从简省，而管弦家又不肯从首至尾吹弹，甚者学不能尽。”但凡一种词调，，本来与音乐有密切关系，它一旦脱离音乐就会毁灭，词所以变成曲，终于成为绝响，也是失去了音乐的缘故。

汉之乐府不可歌，所唱者为五七言绝句与律诗，音乐上的变化，诗的格调再也不能适用于新的乐器的旋律，于是一变而为长短句了。因此，从词的发端看，它是文人们想变化乐调的一种尝试，变着变着就远离弦吹之音而成为文人的说辞了。

从吾国的韵文（乐府、诗、词、曲等）发展来看，它们的演变由简单而趋于复杂，由单纯而趋于综合，但其渊源都起源于民间歌曲。由风、雅、颂组成的诗而乐府而词而曲，篇幅渐长，句法亦多变化，起伏跌宕适合文人墨客抒发情感、排遣愁苦。从这一点看，词是韵文的成熟形式，也是韵文最后的果实，它的艺术价值超出其他文学形式。以往，有人贬斥词为小道，朱熹就是此说代表。我以为，他们没有真正理解词的艺术魅力和审美功用。近人王国维对词有客观的评价，他在《人间词话》有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代之诗、宋之词、元代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

“词”本同“辞”，是言说的意思，就与音乐关系而言，乐谱称作“曲”，配乐曲的文字叫做“词”，所以这两个名称是不同的，以区别音乐上词与词谱不同。但在上古（先秦、汉）和唐宋时，词、曲有时同称，如元代的散曲，就是一种词的变式。词起于中唐，可那时没有“词”的专称，通常称它为“曲”。即使在五代，也没有“词” 的定称。收录五代许多词作家作品，成书于五代的《花间集》，也是以“曲子”来称谓词，到清代才开始有人称这种文学形式为词。

历来就有人认为，李白《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是词的始祖，也有人把他的《忆秦娥》“萧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看作词的始祖。我不同意此说。因为除李白之外，白居易的《长相思》、《如梦令》，张志和的《渔歌子》都是中唐时的词作，与李白同时代。从现存的词作和现在考古发现的资料看，在李白、白居易之前，民间早已有了类似的词曲作品，例如1899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敦煌曲子词”，大部分是唐代无名氏的作品，其内容、形式不逊于李白等文人的词作。其中《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鹊踏枝》“叵耐灵鹊多满语，、、、、、、。”等，不仅词的形式已经成熟，而且能合乐唱和，运辞谴句也直朴生动。

词为唐以来新兴的一种文学样式，它即轻慢如舞，又豪放粗犷，注重情韵，适合个人排遣郁闷之情，抒发豪放之感，与诗歌相比，更具活泼感、音乐性。它可以讴歌故国山河的壮丽，抒发文人感怀时世，排遣男女离别的愁苦，凡人间事、情、物无不可写，无不可诉。

词起于唐，兴于五代，胜衰于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词，是我独步山河的吟唱。

从下一次，我与朋友们共同品词论事，相携在词的疆域里行走览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