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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03日

(2010-10-03 12: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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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树木,或者山峦

                    ——追寻鸠摩罗什的足迹

                        安 黎

1

雨一直在下,一直在下。

车一直朝南,一直朝南。

我坐在车里,车淋在雨里。

这是一个深秋的早晨。朋友驾驶着私家轿车,载着我,从北到南,穿越了整个西安城区,打算去一个名叫草堂寺的地方,与一个古人幽会。那个人名叫鸠摩罗什,他在一千六百年前,曾经在草堂寺居住,至现在,已经飘渺得没有了踪影。但我坚信他的存在,我坚信纵然他的肉身遗失飘散,但魂魄依然凝结于那里的泥土,依然隐藏于那里的草木。

西安浸泡在雨里,雨中的西安一片迷离,一片苍茫,仿佛一幅散发着迟暮之气的古画。薄雾如同徐徐扯开的帷幔,悠悠地飘忽着,时而清淡,时而浓郁,披挂在灰青的城墙肩头。西安老了,它堪称是一位年迈的古稀老人。中国历史有多少岁,它就有多少岁。历史的风雨,至少有一千多年,都在它的身上缠绕肆虐。历史在后人的眼里,不过是一幕幕哭哭笑笑的剧目。作为台下的观众,我们可以兴致勃勃地观赏,也可以对着它闭目养神。但我知道,历史不是虚构的故事,它曾经是那样地真切,甚至是那样的血腥。但飞驰的时间将它俘虏而去,洗劫一空,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模糊的背影,一团朦胧的云烟。于是,在我的意识里,历史并不总是一本正经,它有点儿诡异,有点儿调皮,若真若假,若隐若现,若有若无。我们能感知到它的存在,但却抓不住它的衣襟。

2

车一直朝南,一直朝南。

秦岭由远及近。裸露的山石,高耸的峰巅,甚至附着在秦岭皮肤上的一草一木,都清晰可见。车子眼看着就要与秦岭相碰,但在此时,笔直的道路却拐了一个硬弯,朝西射去。

车是路的奴隶,随路的指引而前行,随路的起伏而跌荡,随路的拐弯而掉头。车在秦岭的脚下,一路西行,那些如同队列的山峰,像无数个高昂的头颅,或高或低,或胖或瘦,或臃肿或孤单,千姿百态,表情不一。一座一座山峰,被甩向了身后,一座又一座山峰,接踵而至,似乎没有尽头。

草堂寺坐落于秦岭的群峰之下,绵延的公路之侧。尽管如此,却并不能一眼就瞅见它。它像一个隐士,像一个害羞的村姑,把自己埋首于一片农舍的后面。一排农舍,贴着白色的瓷片,静静的,默默的,隔着一条细肠般的小路,与草堂寺相互守望。一边是现代村庄,另一边是古老寺庙,如此的风景,看起来是那么地刺目,但却是那么地协调。

村庄在湿淋淋的雨里,安静得仿佛睡着了。一块菜园里,萝卜的叶子颤颤抖抖,南瓜蔓上的黄花无精打采。摇曳的野草,干枯的玉米秸,显得凄楚伶仃。一条小狗垂着尾巴,蹲在一家敞开的店铺门前,朝我们张望。一个上身穿着红衣的女子,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小路上穿过,她头顶垂掉的马尾状的头发,随车子的晃动而晃动。唯一的声音来自于草堂寺的门口。那个守在寺庙门口的光头老者,坐在一个方形的木凳上,翘着二郎腿,眯着双眼,手捧一个古旧的收音机,一副迷醉的神情。收音机正播放着秦腔戏。戏为男声,似乎演唱者被人捏住了脖子,余音拖得长长的,沙哑突兀,若绳子上挽着结,若布匹上打着补丁,若船夫的号子虽然高亢但却隐含着苦涩。

3

草堂寺的兴建与一个高僧息息相关。没有这个高僧的到来,就没有草堂寺袅袅不绝的香火,更没有草堂寺历尽千年依然兴隆不衰的声名。

这个高僧不是别人,而是来自于西域的鸠摩罗什。在佛学界,在学术界,在翻译界,鸠摩罗什都是不容质疑的大师。鸠摩罗什的身上,呈现着一种不同民族通融、不同文化交汇之后的奇丽与壮美:他既是印度高僧的后裔,又是龟兹王室成员的儿子;他既熟悉梵文,又通晓西域诸文,更精通汉文;他出生于各种文化交错杂糅的西域,却又返回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深造,后来又长期留守汉文化的中心长安。他在不同色彩的地域里穿梭,在不同特质的文化之海里吮吸与浸泡,加之聪颖的天资,超常的禀赋,家庭的熏染,从而使一代宗师横空绝尘。

应该说,鸠摩罗什是被劫持至内地的。从龟兹到内地,并非他的初衷,而是前秦国君的意愿。这种求贤若渴的绑架,从个人自由的意义上,显得蛮横而无理。但这一不光彩的举动,之所以被历史所宽恕,不为后人千夫所指,就是因为它拂去了一块金子上的尘垢,让那块金子在世界的舞台上亮相,在岁月的暗夜里放光。

因为鸠摩罗什,才有了草堂寺。草堂寺既是鸠摩罗什的修身之净地,又是他传播佛法之讲堂,更是他在学术上登峰造极之阶梯。可那时候的草堂寺,远不像现在这样青砖蓝瓦,金碧辉煌,而是泥皮糊墙,干草苫屋,刮风漏风,下雨漏雨,夏天是何等地热,冬天是何等地冷。纵然如此,近乎三千之众吃喝于此,下榻于此,草堂寺得有多少座茅屋,得有多大的地盘,才能容纳得了这么庞大的翻译队伍?好在草堂寺算得上皇家寺庙,有国君姚兴的倾心支持,有国家的财政作为后盾,它的繁盛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幽幽青灯,映照着阅卷者枯槁的面庞;方寸桌案,案头的经典层叠成山;十三个春秋昼与夜的不辞疲累,译出的经卷浩瀚得如同澎湃的太平洋。鸠摩罗什领衔下的翻译队伍,究竟翻译了多少经书,史载不一:《大唐内典录》记载为九十四部四百二十五卷;《古今译经图记》记载为九十八部四百二十一卷;《历代三宝记》记载为九十七部四百二十五卷;《出三藏记集》记载为三十五部四百二十五卷;《开元释教录》记载为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等等。不论哪一种记载更准确,但都不妨碍鸠摩罗什贡献之卓越与光焰之炽烈。

4

雨若下若停,时断时续。霏霏的细雨,宛若一股白蒙蒙的青烟,扩散着,缭绕着,笼罩在草堂寺的上空。草堂寺里,绿色恣肆,漫无边际。一排排一行行的竹子,挺拔挺拔,但身躯却很富态,粗壮得仿佛浮肿一般。这里一棵柿子树,那里一棵柿子树,树上的叶子稀稀落落,但黄黄的柿子,如同一盏盏的灯火,点亮一支支的树梢,晃人眼目。玉兰树依旧精神抖擞,但那一朵一朵的玉兰花,素洁孤傲,郁郁寡欢,令人很容易联想起卓尔不群自艾自怜的林黛玉。玫瑰花与月季花的花瓣上,晃动着点点雨珠,那些雨珠,仿佛哭泣的脸庞上凄楚的泪液。芭蕉树沉默着,而古槐却有点儿张牙舞爪。比起其他树木,古槐算得上是它们中间的长辈。古槐倚老卖老,它露骨地展示着自己的霸气。有几棵古槐,枝桠遮天蔽日,但神情肃穆,巍巍然,岿岿然。但有一棵古槐,却斜着身子,横着肢体,似乎站累了,一心一意地要躺卧在地。它的旁若无人,它的我行我素,致使其他植物都纷纷避让,把脖子朝后扭摆。

我坚信,鸠摩罗什的魂魄就附着在树木之上。鸠摩罗什不是容易凋谢的花,不是攀附于地势的草,他本身就是一棵永恒的树。但柿子树和古槐树,哪一棵属于他呢?柿子树的果实,远远没有他的生命之果饱满绚烂;古槐树的年轮,似乎并不能承载他的厚重与博大。也许,他就是一缕和煦的微风,是一束淡淡的明阳,是一溪潜流的清水,献给世间的万物,滋润所有的荒田。此刻,我突然灵机一动,仰面朝天,让飘飘的雨丝,任意打湿自己的脸颊,从而冲刷自己脸上的尘埃。我知道,我在污浊的世界里浸染得太久了,需要洗濯,需要洗心革面。空中飘拂的雨,难道不是鸠摩罗什播撒的甘霖?

在烟雾井旁,我们与一只小猫相遇。那只乖巧的小猫,独自在烟雾井附近玩耍。我们的到来,使它受到了惊扰。小猫沿着小径奔逃而去,它边跑边扭头回望,眼睛贼溜溜的,似乎对我们的到来,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与质疑。

几位中年妇女,撑着雨伞,拄着木棍,沿着湿滑的道路,朝烟雾井蹒跚而来。这些妇女,不坚守家庭的灶台,冒雨来到这里,她们究竟在寻找什么?坐在烟雾井的亭子里,我问她们信佛吗?她们的回答是:心里信。什么叫“心里信”呢?那就是拥有一颗佛心,但不一定要袈裟披身。心怀善念,行施善德,其实,就已经具有了佛性,何必在意外在的装束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讲的不就是这样的道理?

5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既是草堂寺中的画龙点睛之宝,又是鸠摩罗什与草堂寺相互关联的物证。这座建于后秦弘始十五年(公元413年)的舍利塔,呈现着西域的显著特征。塔高2。46米,八面十二级。玉白、砖青、墨黑、乳黄、淡黄、浅蓝、赭紫以及灰色等八种宝石雕刻镶嵌,使这座承载着鸠摩罗什魂魄的宝塔,五彩斑斓,熠熠生辉。底座上是一圈狼牙交错的山丘,逶逶迤迤,托举着云纹水波、须弥飞天等图案。鸠摩罗什坐在山巅之上,被一团锦绣簇拥。

一个小和尚从这里经过,闪动着一双充满稚气的目光,偷偷地瞥着我们。我叫住了他,与他攀谈,知道他才十四岁,来自山东。他初中毕业,就一心事佛,父母送他西入潼关,进驻了草堂寺。

小和尚离开不久,诵经的声音就从大殿里传来。那些合唱声,低沉含糊,像碧水之涟漪,像垂柳之飘拂,像漫天洁白之雪花纷纷扰扰。

抬头远望,秦岭的山脉似乎在移动着,一步一步地逼近草堂寺。那错落的山峰,仿佛急于向我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鸠摩罗什不在庙里,而在山上,他俨然已经坐化成了一道雄奇的山峦。

 

(受《西部》杂志之邀,写了这篇文字。此文将发于《西部》本年度11期或12期。谢谢朋友杜永军陪我前往草堂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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