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先生着的《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中，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一八三六年舒曼与他的钢琴老师韦克的长女克拉拉热恋，遭到了韦克的两次坚决反对，最终诉诸法庭。原因很简单，因为舒曼当时一文不名。穷困潦倒的舒曼为了生存不得不跑到维也纳推销杂志。所幸的是，舒曼在贝多芬的墓地拾到一支钢笔，他如获至宝，以为是贝多芬给予他的珍贵的礼物。舒曼用这支钢笔一鼓作气写出了许多着名的乐曲。其中包括《梦幻曲》。
　　读到这里，我想，当年贝多芬是用鹅毛笔作曲的，那支钢笔肯定不是贝多芬留下。也许是哪位游客遗留下的俗物而已。
　　但就是这支俗物钢笔，却成就了舒曼音乐的大气。晚年的舒曼，跳进莱茵河自杀了，连同那支给他带来神韵的“贝多芬的钢笔”。
　　我现珍藏的金星钢笔，是黑杆、拧帽、大笔尖的纯金笔。是解放初期父亲花十六块钱买的。
　　这支钢笔是我下乡回城后唯一一件纪念品，我已将它珍藏在书架里快三十年了。
　　这支钢笔在我下乡时，也有过像舒曼跳莱茵河自杀的险遇，但这支钢笔跳的不是河，而是村里的一口古井。
　　在农村插队时，四十多名知青属我最没出息。大多数知青都挣十分工了，可我总停留在八分的水平上，生产队长嫌我个子小没力气，白天叫我哄着一群牛犊啃山坡下嫩绿的时光，夜晚跟一帮老娘们儿浇麦子，农闲时，在饲养处学榨油、漏粉、做豆腐。队长总嘱咐我，抽空儿给公社或县里写写好人好事。在挖水库、修公路和平整土地的大会战中，这支金星钢笔给我露了很多次脸。
　　公社的大喇叭里，每天都广播我写的广播稿，县里的小报上每期都有我写的打油诗。一时我成了村里的大笔杆子。我的名字天天在队长的嘴上挂着。差点儿把我的小尾巴翘起来。当时，我还算比较理智，没有觉得多么了不起，其实，这点功劳，都是钢笔流露出的才华。
　　我把钢笔别在上衣兜里，镀铬的钢笔卡子露在外边，阳光一照，挺耀眼的。
　　有一天中午，下地回来，我挑着水桶到井台去打水。队长的三丫头水莲儿在井台洗着花衬衫。她见我打水，乐呵呵的说：“大笔杆子也亲自来打水呀？”我说：“队长的掌上明珠都亲手洗衣裳，我总不能叫队长派人给我打水吧。”边说我把井绳勾在桶上，系到井里，我用力摆动几次井绳，桶就是打不上水。我猫腰将井绳伸入井内，上衣兜里卡着的钢笔做了一个难度系数三点零的动作，跳进了井里。我哎呀一声，手里的井绳连同水桶一起沉入了井水里。
　　水莲儿说着俏皮话：“怎么不一块都下去洗洗澡，多凉快。”说完，水莲儿端着盆回家了。
　　我在井沿儿转了好几圈，看着深隧的井眼干着急没办法。
　　一会儿，队长裸着膀子，穿着裤衩，肩上背一盘绳子来到井台。队长只看我一眼，啥话也没说，将绳子的一头系在井边的石柱上，他将另一头扔进井里。然后，他双手攥着绳子，两脚蹬着井帮，下到井水里。
　　井水不深，约摸着有齐腰深。我站在井沿儿往下看，他将身子蹲井水里，水面露出光秃秃的脑壳，也就是几秒钟，钢笔摸上来了。他用嘴叼着，又将水桶摸上来，系上扣，冲井上喊：“把桶捡上去，别傻楞着了。”我赶紧往上提绳子，一桶清凉的井水提出井口。我又把绳子系到井里，看队长爬上井沿。
　　队长对我只说一句话：“今后打水的活计也得学，不能光耍笔杆子。”
　　我点头，脸红到了脖子后面。
　　晚上，为了感谢队长，我在供销社打了一斤酒，买了一斤猪头肉看望队长。队长特别高兴，他叫拐腿妻子炒了两菜，在院子里摘了几根黄瓜，又拔了几棵大葱，我和队长喝了几杯。那天，我喝多了，是水莲儿把我送到了屋里。
　　事后，我才知道，是队长有意叫我喝醉了，叫水莲儿送我。
　　如今，我已回城，我珍藏这支钢笔，其实是珍藏对队长的一份感情和人的一份情意。

   唐山大地震的前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