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华诚 

1

       太阳快落山了，你怎么还不回家呢。我瞅着天色将黑，心中不由焦灼。他却仿佛有意拖延，在风里抽着纸卷的烟，时不时觑我一眼。我知道，对于一个好好地赶着驴卖一车萝卜的老汉来说，我这个人的出现很可疑——既素不相识，又互不相欠，你干嘛非得跟我套近乎？莫非看上我这一车萝卜？或者干脆就是个骗子？

       找不出动机，其实最让人发慌。你到底要干嘛？他想不出。我说我什么事也没，就是想跟着你回趟家。他更加吃惊了。

       你的萝卜多少钱一斤？三毛。那这些萝卜我都买了。我给他十块钱。开始他不接。后来他接了，问我用什么袋子装。板车上还有几十斤萝卜，我明显双手空空，不能抱着走。我说，我不要萝卜，就是想跟你走一趟，到了我再走回来。我不是坏人。你看我像坏人吗？

       老汉真的傻眼了。

       这就是整个事情的前奏。那是一次没有目的的行走，我跟着家在甘肃武威市凉州区中坝镇头沟村12组4号的一个卖萝卜的老汉，从县城走了近3个小时去了趟他家，他婆娘看到我也愣了半天，然后煮了碗面片给我吃，吃完时天已彻底黑了，我往回走，幸运地搭上一辆车回到了县城。

       这就是我的一次“下基层”。最基的基层了。要没有这样的一次行走，你就不会了解那个村庄，和那些人。你不会对那里的农村的荒凉，那里的农民的朴实，有这样扎扎实实的体会。

2

       给《倾听》写稿就是这样，你可以一次次地遭遇各种各样的人生。前头跟萝卜回家的事儿，其实是我去采访一个老红军。她一生中，所受的苦比一条河还长。许多和她一样经历的人，等不到今天，纷纷死去了。她算幸运者，活到了可以讲出自己一生故事的年月。

       她生于上世纪10年代，算是10后。

       采访完老红军，我就地又采访了一个80后。小年轻出门打过工，赚过钱，最后回到家乡，什么工作也不要了，女朋友也不要了，就在荒漠里种梭梭。在他们那里，沙子就是零食，嘴一张，风裹着沙子就进来了。民勤，沙尘暴的起源地。

       他讲了一个生活场景，最让我记忆深刻。他说，他每天用一杯水洗菜，用一杯水洗脸，用一杯水洗澡。水在他们那里，是多么金贵。

       在民勤，宾馆客房的洗手间里，墙上都贴着一句话：“请节约用水，少洗一次澡。”在那里洗澡都会有心理负罪感。

       从那里回来后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会场上喝过的瓶装水，只要还有剩的，我一定要带走，喝完。有时会想，这杯水或许能救活一棵梭梭呢。多救活一棵梭梭，我们就少吃点沙子这个零食了。

       所以，每一次“下基层”，都会有新的收获。你见到不同的人，他们的人生是你没有活过的，但你可以共享，仿佛自己平白多活了一辈子；他们的人生感悟，有的要用几十年才体会出来，却因为你采访他，他就告诉你了——虽然，告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但是你也算对人生的看法多了一种角度。

3

       做记者，常常遭遇到贫苦困顿的人和事，跑的都是穷乡僻壤、市井里巷，接触的都是贩夫走卒、弱势群体，好多人实在没有门路，把记者也当作一根救命稻草来用。能帮的，也就帮人家一把，虽然记者自己也实在是没有多少本事的。

       出去采访《倾听》的稿子，每次都有太多的唏嘘，有太多的感叹。有一次去陕西采访了19岁的大学生女村官白一彤。小女子做事有胆识，有魅力，可因为种种原因受到社会的误解。我去采访她的时候，她倒出了很多心里话，包括对于自己父亲过多“帮忙”的怨言，对于社会上流言蜚语的愤怒。大雪封山，汽车在险峻的盘山公路上艰难地走着，路面结冰，司机开得胆战心惊。白一彤讲述着村里的那些事，一遍又一遍眼睛红了。

       回来以后，稿子写好，版面刊登出来。那边看到以后，千谢万谢，说这稿子才真正反映了一个真实的白一彤。她父亲向我们买了2000份报纸，随当地的党报一起分发。这个稿子后来也被《中国青年》等杂志刊登，还被《读者》（人文版）等转载。我想，这道义上的支持，对白一彤来说是她最切实需要的吧。

       此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感谢这个职业，可以让我们多走，多看，多听。当年胡适在当北大当校长时说过一句话，“争取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我想，珍视每一个生命的意义，即是国家的进步。

       电影《阿甘正传》里，一群人跟着阿甘满世界乱跑，阿甘停下来说，他要回家了，他们问“那我们怎么办？”

       我想，除了继续跑，别无更好的选择了。

 201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