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是怎样当上电影演员的?说来很简单。那是一九五七年，当时我是天津大学建筑系二年级学生。一月份正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外面飘着鹅毛大雪，我坐在宿舍里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信!”我拾起从门缝中塞进来的信，是我的。来信发自上海电影制片厂。奇怪!在那里我一人不识，怎么会有人寄信给我呢?信的内容如下：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谢晋将拍摄新片《女篮五号》，现还在找寻女演员。来信人是此片的制片主任，他将于三天之后来学校见我，署名：丁里。

    这三天，我脑子里糊涂成一片，因而吃了个三分——读书以来的第一个三分。三天后，一位面带笑容的中年人果真出现在我的宿舍门口，他就是丁里同志。几天之后，我就去上海了。

    就这样，我参加了《女篮五号》的拍摄，扮演九号汪爱珠，一个有点娇气的篮球运动员。说真的，演运动员真有点难为我了。《女篮五号》中十二个运动员的扮演者，有的本身就是运动员，除我一个人之外，都是篮球爱好者。只有我，从小就是一个好静不好动、体质文弱的姑娘，不用说打球，就连学校的体育课也常常免上。开始训练时，我连球也不敢去接，教练没办法，只好带着我在旁边进行单独训练。每天长达三小时的大运动量，早上一起床还得去跑八百米，真苦真累呀!我咬着牙坚持着，两三个月之后，看上去也象一个膀大腰圆的运动员了。

    在《女篮五号》拍摄工作将近结束的时候，丁里找我谈话，说现在上影厂打算吸收青年演员，动员我留下来。而我的想法却不同，觉得要当演员就该去艺术院校重新学习。丁里却说实践也可以造就人材，井举了不少例子给我听。我被说服了，决定半路出家，从此就当上了正式的电影演员。然而，我却不明白，当初上影厂为什么会来信热情相邀?

这个谜直到一年之后，我才从上海一位远房亲戚的口中解开。几年前，这位亲戚去北京旅游时见过我。她是一位音乐爱好者，知道我也很喜欢文艺，就对我产生了特殊的好感。一九五七年初，她在报纸上看到谢晋导演将拍摄《女篮五号》，并正在寻找演员的消息后，立刻赶到我外婆家里(我母亲是上海人，外公、外婆都居住上海)要我的照片。外婆家并无我的近照，只能写信到北京给我的母亲，母亲立即把我新近从天津寄给她的一张照片寄往上海。这张照片送到刘琼手里(刘琼在《女篮五号》中扮演教练)，经过摄制组主要创作人员讨论，决定录用我，并取得国务院的批准(当时有规定，不许任何单位借用在校大学生)，才向我发出了那封邀请信。

    真没想到，几经辗转的一张照片，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有些青年影迷在信中称我是“上帝的宠儿”。我不信上帝，当然也不信真有上帝的宠儿。有些事情乍看起来象是一觉醒来，手中托着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金苹果。但，生活毕竞不是童话，在我当演员的理想实现之前，确也有过一段周折。

    五十年代初，我还是个中学生，就爱上了演员这个职业。高中时我参加了学校的剧团，而且是班级舞蹈演出的主要成员。五十年代的北京，话剧非常兴盛。我观看过不少表演艺术家的精彩表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郑镕还到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的业余剧团辅导过。渐渐地我对演员有了一个起码的认识：演员的成功乃是他们常年勤学苦练，孜孜不倦地探索求新、百折不挠地进取所获得的。也许正是演员成功不易在吸引着我，高中毕业后，我就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报了名。高考温课的时间已经过了一半，一天，我班一位干部找我谈话，动员我改考工科。我思想斗争了一夜，因为想当演员是我多年的愿望，我是多么舍不得放弃呀!可是，我是党培养起来的，祖国的需要才是我的志愿，这个指导思想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决定放弃考戏剧学院，重新填写了报名表格，并利用所剩的一半时间从头开始复习理工科功课。

    我考取了天津大学建筑系。开始，我因为没有兴趣，十分苦恼，常常厌烦地折断自己制图的铅笔。但我还是下决心要学好自己的专业。所以在第一学年里，我不看电影、话剧，不参加业余演出活动。星期六晚上、星期日整天都是在制图教室和图书馆里度过，慢慢地我逐步钻了进去。当我要参加拍电影的消息传开时，我的主课老师深表遗憾，因为我的设计图已经画得不错，有一张还被设计院送去展览哩。

    当理工科学生的时间不长，仅一年半，这是我意想不到的。谁能料到竞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导演要拍摄《女篮五号》，而且登报找寻非职业演员担任角色；谁又能想到竞有位不通音讯的远房亲戚如此热心介绍；谁又能想到一张小小的照片竟然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能实现多年的意愿真可称得上是个幸运儿了。但，多年的演员生活，我深深地体会到：“幸运儿”也只是个开端，演员的路并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平坦大道。在这条路上，有多少奇峰需要人去攀登，有多少荆棘需要人去砍伐，又需要有多少人去做铺路石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