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律师文摘》的年会上，见到了江平老师。据国栋介绍，江平老师前段时间因感冒而身体欠安，而到会时气色已好多了。《律师文摘》在风雨中艰难走来，而江平老师的每次与会都给到会者莫大的鼓励。

看着老师略显疲惫的神态，我想起了二十二年前与老师的初遇。1987年初春，我参加为期半年的由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主办的为期半年的全国法律顾问第五期培训班。那个班是在丰台区七里庄路甲15号的部队大院进行。学员有400多人，上课是大礼堂，住宿统一在部队招待所，条件一般。然而，师资力量是很多类似的在职培训无法比拟的，按照现在的话说，那全是大腕级。江平老师给我们讲民法总则，一连三天。作为一名半途改行自学法律的人，自然是每天早早的到礼堂，抢前面的位置坐下，希望听得清楚一些。每天老师上完课，都有学生提问，老师总是耐心解答而每次都是主持人来解围才能离去。看到这一情况，我前两天没敢上台打扰老师。最后一天的课上完后，尽管有点唐突，我还是忍不住上台请教了老师一个这几天一直想问的问题：“民事权利与行政管理的关系”。我当时也感觉这个问题有点大，但没有想到的是老师听后笑着反问我：“您从哪里来？过去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会关心这个问题？”

我告诉老师，“我从江西景德镇来，在企业搞管理，半路出家学法律。但工作中总感到企业的权利很多时候受制于政府的管理行为，所以提这个问题。”老师又笑了：“景德镇是个好地方，我知道。你问的是一个实际问题。中国的国情和立法进程决定了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其民事权利都将受制于行政权力。这是法律工作者必须面对的实际情况，也是我们需要理性认识的问题。你半路出家也好，有其他工作经验，这也是财富。”老师高屋建瓴的回答使我豁然开朗，下决心改行投身于法律服务业。一晃二十二年过去，那一幕永远刻在我心里。

二十二年间，我关注着老师的声音，老师关心我的成长。2000年北京，律师盛会上，老师的声音再一次让中国律师感受到真理的震撼。那天，老师讲话的中心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律师走向政治”。在场的一千多律师都被震憾，会后一直在议论这个问题。对此，有人理解是去参政、去当官。而我理解老师说“律师走向政治”的本意是告诉我们法律与政治不可分离，政治不清明，法治只会是恶治。作为律师不能也不可能远离政治，参政仅仅是律师走向政治的方式之一。

2007年，同为江老师弟子的龙卫球教授就任北航法学院院长，我亦在北航法学院设立了首份“才良奖学金”。北航法学院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老师亲临会场鼓励并发表了十分精彩的演讲。就奖学金而言，我们仅仅是向老师学习而已。老师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基金会，从2001年起，每年一届，多少法大的同学为之激动。老师为推动中国的民间法律与经济跨学科研究、培养青年研究人才，和吴敬琏先生联合发起了“吴敬琏、江平法律与经济研究奖学金”，给青年学者以莫大的鼓励。这次会前老师与我交谈，询问我这段时间的情况，并问我：“你主要是帮政府或开发商，还是帮拆迁户？”我回答说：“主要为拆迁户”。老师鼓励我说：“这就对了，好好做。”从老师的言语中，我再一次感受到老师对我人生的影响，我想我决不会辜负老师的期望，坚守理性与良知，做一个真正的律师。

作为知名学者，被人误解也是常事。前年初春，“重庆钉子户”事件让世人瞩目。这是一起难得的公开报道的拆迁纠纷。各方力量对此展开博弈，法学家难以置身世外。我当时正在吉林讲课，也应邀发表了意见，而老师也接受了记者采访。然而有的媒体记者出于某种考虑，报出来的有关老师的观点却成了支持强拆，这显然与老师的一贯理念不符。当有的媒体向我求证这个问题时，我当即肯定那篇文章没有完整地表达老师的观点。没过几天，与江老师相遇在一个案件的论证会上，我向老师汇报了这件事，果然如我所料，老师是接受电话采访，意见被断章取义。看着老师如此无奈的表情，我有些后悔将此事告诉他而增加了他的烦恼。然而从老师的受误解的过程中，我受到了教育和启发。捍卫真理，不仅是要面对前面的艰难险阻，同样要正确应对来自身后的误解或攻击。任劳易，任劳且又任怨难。老师作为法大的终身教授，本可以颐养天年的，可他依然像战士一样在第一线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呐喊。

这一次《律师文摘》年会，听着老师的讲话，同时准备自己发言的腹稿，归纳老师这些年的教诲，不就是“理性”与“良知”两个词吗？面对复杂的社会，我们需要理性的认识，理性的言行。面对各种诱惑，我们一定恪守自己的良知，决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老师这样教育我们，我也以此来要求自己和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