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下午多喝了杯咖啡，半夜醒来突然想起不知何许人，用“以身作贼”把以身作则幽默了一把，于是便左思右想，把这两个词作了无数次的链接。万千的思绪琢磨了半宿，直到天蒙蒙亮方才睡去，醒来仍然觉得这个命题很有意思。

一、古人云：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先禁身而后禁人者不胜枚举，明宰相于谦堪称楷模。他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却清正廉洁，一身正气。曾题诗拒贿云“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国用反为殃。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闾阖话短长”。先禁人而后禁身者大都乐极生悲。如成克杰、胡长清、胡健学之流，他们经济上贪得无厌，利用职权大肆索贿受贿，政治上蜕化变质，与党离心离德，实属“以身作贼”之样板。

以身作则与作贼，是对截然不同两种人的要求。“以身作则”，是要权利者们以道德表率律己、示范、奉献和牺牲，意在“以身立法”。如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所立不得连任两届以上之“则”；二是后继者身体力行，守而勿失式的“作”，原创固为一法则之“立”，继守更不失是一法则之“立”的关键。

“以身作则”而不是“以身作贼”，这“贼”，当是从文化或精神意义上讲，并不一定指偷东西。“作贼”者，法为束人，非律己，守不守大无所谓；别人守不守与我无关。如古时把家规家法当成“法律”的之奴，挖空心思违犯；也象旧时，官吏百姓把国法仅当成“皇帝的王法”而时刻寻避。对今天民主的法律而言，这种心态则是法治之大敌也。
　　二、怀“作则”心态，想要一份利益，就要主动承担一份义务责任，用己之“身”树法之“则”，如同在商场里买东西必须支付价金一样。只有用支付“价款”的亲身行动，才能共同作成一个“交易自由”的“则”。今则不然，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态。只想要权利，不想尽相应的责任，近乎“作贼”。

怀“作贼”心态，当然是反上述心态行径，更重要的是不尊重法律、不守法律，对违法者不尽监督斗争之责任的行为。但细想起来，被要求以身作则之人，在“作”之时，也确要线“以身作贼”，此乃正话，非反说。想贼在“作”之时、之刻必小心、必谨慎为之，且先要“律己”，律己之声、律己之步、律己之行、律己之态，反之必现形。而作则之人也必须律己之声、律己之步、律己之行、律己之态，反之与“作贼”同。

三、有民谣讲“官人与贼不争多”。其实，贪官与贼人毕竟是有所区别。贪官是官不是民，是握权者。贪官知法而犯法，执法而枉法，所盗窃的不仅仅是国有资产，而且还是纳税人的血汗。观历史上，贪官污吏的违法所得，其财富之巨是任何盗贼所望尘莫及的，因而，贪官于国之祸害乃任何盗贼所无法比拟。

贪官腐败，自古皆然。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们能够腐败？个中原委并不复杂。拥有着具体掌握并负责分配资源权力的人和制约监督机制的则，就使得人手中之权的随意性，于是便有了隔三岔五地从财务提数百万元，砸到澳门赌场之“贼“；便有了我在公司说一不二，我说什么是什么之则，就这么一“贼”一“则”的以身家伙们，眼不眨地便把老百姓辛苦挣来的500万血汗钱送进了赌场。

四、综观中国历史，惩治“以身作贼”者最厉害的皇帝恐怕是朱元璋。他便对吏治整顿格外重视。他曾告诫群臣：“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过度，凡民之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朱当朝时，为严惩贪官，以儆效尤，其刑法之重实属罕见。他不仅恢复了去膝、阉割、斩指、枷号示众、枭首示众等肉刑，还增添了墨面文身、挑筋剁指、断手剥皮等闻所未闻的酷刑。

朱元璋曾规定，地方官吏凡贪污钱财价值银60两以上者，对其都要枭首示众，然后剥皮。按照朱元璋的命令，各府、州、县、卫的衙门左边，必须建立一座剥人皮的“庙”，称之为“皮场庙”。凡被处以剥皮之刑的贪赃官吏，都要在此庙施行剥皮。人皮被完整地剥下后，还要将杂草充填在皮囊之中，悬于官府公座的两侧，使继任者日日观看，触目惊心，知有警惕。这一招实在厉害，您琢磨，无论是谁为官当政，每日上班，升堂办公，一眼就能瞧见办公桌边挂着的“人皮灯笼”，那头皮还不发麻？

然如此严刑，贪官仍烧不尽、吹又生般的繁衍。以至于有民谣唱道：“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意思是说：押送盗贼时，官差们要敲一声锣一声鼓；而迎迓官员时，官差们则要敲两声鼓一声锣。官差们所敲的锣鼓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而在老百姓心中，甭管是当官的还是作贼的，其实都差不了多少。

今日，作则与作贼颇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