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草堂当然不是我的，是杜甫先生的。

但是此刻，2025年2月4日，农历乙巳年大年初七，“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的日子，在离杜甫草堂只有一公里的我的家中，书页间蓦然出现的“草堂”字样，电光石火般打通任督二脉，我急急地放下手头的书卷，束手恭立，虔诚西望，望向或许正在进行人日纪念活动的草堂，也望向我曾经的工作地、寄居地、我的青春过往。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多少年以来，杜甫的名字和他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启蒙和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他的文化程度有多么堪忧。因此，杜甫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中国历史的，甚至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都受惠于他，他也当得起“诗圣”的称号。尽管一代代学人和作家艺术家对杜甫、杜诗甚至杜甫精神持久不辍地进行着考证、研究和书写，我也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是我始终不觉得杜甫与我本人——恒河沙数之一粒、芸芸众生之一员，有任何关联。我是如此之渺小，故我有自知之明，任何企图通过攀附诗圣来显摆或者证明自己的方式，都是荒唐可笑的。

当然，人的观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此刻，当我写下“我的草堂”四个字，你很难想象我的激动，那是一种立春次日万物欣然、触目有灵的雀跃和心得，我甚至不觉得这是一种借喻和互文：草堂是先生的，但同时也是我的；就像锦水春风是先生的，但同时也是我的——咱们的老乡苏东坡不是早就说过吗，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就是主人；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即为主人，心得即为拥有。

公元759年冬天，饱受“安史之乱”羁绊的杜甫，携一家六口，自甘肃同谷县出发，经蜀道，千里迢迢，风尘仆仆，来到成都。杜甫祖上都是官宦世家，家境却每况愈下，到他祖父杜审言这一辈，官阶已经很小了，杜甫无法像高适一样靠父辈荫庇“保送”进体制内为官，加之杜甫年轻时又没有考中科举，好不易通过献赋获得了一个小官，“安史之乱”中由于忠于皇帝得以继续为官，却因为说了皇帝不想听的话被贬，俸禄微薄，无以养家糊口，只好辞官漂泊。洛阳、华州、秦州、同谷，“一岁四行役”，始终找不到可以造屋落脚的地方，他的目光穿越莽莽秦岭，终于落到了一片清幽、宁静之地——成都。成都以极大的宽容和友善收留了杜甫，他得以在此造草堂、修园林。草堂所需土地，为当时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批准使用，而园中所种松、楠、竹及其他植物，均为杜甫以写信或赠诗等方式向其他官员朋友索讨而来。修筑草堂的“主体工程”耗时好几个月，此后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改扩建”。在这里杜甫留下了240 来首诗，总基调都是欢快明亮的，即便是索要财物，也毫不惭愧，甚至显得理直气壮，看起来作为当时的文化名人，他还是很有底气的，也恰恰是这些资助他的文朋诗友，与杜甫共同构建起了一方名垂千古的文化圣地：杜甫草堂。成都是文化名城，城中古迹众多，但是没有多少争议的“文化地标”，武侯祠算一个，杜甫草堂也要算一个。所以这一方草堂，不仅给唐朝的杜甫一家提供了一个庇身之所，更重要的是，给中国诗歌、给成都历史，增加了一段弥足珍贵的传奇。

（节选）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