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永恒的胡子

南宋人翟伯寿穿衣，喜欢标新立异，“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他的朋友许彦周好搞怪。有一天，翟伯寿去看许彦周，“彦周髽髻，着犊鼻裈，蹑高屐出迎”，头上梳两个小鬏鬏、穿着丁字裤、脚踩高底鞋，大摇大摆，迎将出来。翟伯寿一时愕然。许彦周不慌不忙地说：“吾晋装也，公何怪?!”这个故事，出自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八。许彦周的“晋装”、翟伯寿的“唐装”，一个是自我作古，一个是有意恶搞，总之，都不是当时通行的“宋装”。华夏民族的服装样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今日你我所着，皆是“洋装”，或曰“现代服饰”。在整个传统时期，截至清朝统治者强令剃发之前，华夏民族服饰唯一不变的，是成年男性之束发于顶，和中老年男子的蓄须。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就与胡子有关。

一、朝廷诏书，吕公著污蔑韩琦谋反，

罢御史中丞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吕公著，宋朝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卒于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一生经历了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五个皇帝，官至宰相。故事开始的时间是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这时候吕公著五十三岁，留着一把漂亮的大胡子。为把故事讲得明白些，请允许我大段引用史料原文。不过别担心，我会一一解释。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〇记载：

（熙宁三年四月）戊辰，诏御史中丞吕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与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可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南宋史家李焘所作的北宋编年史，原书980卷，现存520卷，是清朝学者从《永乐大典》里抄出来的。《永乐大典》是明初编修的一部“类书”，将当时所见的八千种古籍打散重组，抄成一部包罗万有的新书。被抄进去的书后来原书散失，反而要靠着“类书”重新抄录聚拢。《永乐大典》全书22937卷，清初尚余90%，今所幸存者，仅800余卷。书籍的聚散，令人唏嘘。幸赖清初学者的努力，《续资治通鉴长编》得以重现，虽非全璧，却也是我们观察北宋历史的主干史料。

熙宁是北宋第六帝神宗的第一个年号，神宗只有两个年号，第二个是元丰。熙宁共计十年，熙宁三年是公元1070年。戊辰，干支纪日，熙宁三年四月戊辰是八日。诏书，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政府文书。连起来，熙宁三年（1070）四月八日，宋朝政府颁布了一则诏书。这则诏书宣布的是一项重大人事变动：御史中丞吕公著免职，调任颍州知州。御史中丞是宋朝行政监察机构——御史台的长官，并由此成为专司舆论的台谏官群体的领袖。颍州知州只是诸多州长之一。吕公著遭到了贬谪。

贬谪的原因是他污蔑大臣要发兵清君侧，“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与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诏书文字高度凝练，置身当时，懂的都懂。今人则需钩沉索引，拿出大侦探的本事来，一一索解。“大臣”，宰相级别的高官，这里指前任宰相、现任大名知府韩琦。“抗章”，上章反对中央政令。韩琦“抗章”反对青苗法，神宗发生严重动摇，几乎取消青苗法。王安石“居家待罪”，以示抗议。一番拉扯之后，神宗让步，将处置反青苗法言论的权柄交付王安石。王安石组织人员，针对韩琦的“抗章”写作批判文章，又亲自润色，雕版印刷，发放全国。韩琦“三世执政”，做过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宰相，所遭打击，可谓惨烈。王安石雕版战韩琦，在宋朝政坛引发剧烈的心理震荡。吕公著为韩琦抱不平，愤然反问神宗，朝廷这样对待韩琦，就不怕他提兵进京清君侧吗？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方面大员提兵进京，都是十恶不赦之举。吕公著以起兵之念想加诸韩琦，近乎污蔑，实属恶劣——如果他真的这样说了的话。

那么，吕公著究竟是在何种情境之下出此恶劣之语的呢，现场证人又是谁？相关信息，诏书也有交代：“因便坐之与对”。“便坐”，非正式场合。“与对”，参与召对，被神宗接见。“便坐与对”，照理说，除可能的宦官宫女之外，在场人员大概率只有皇帝和吕公著二人。因此，“吕公著污蔑韩琦谋反”的唯一在场人证，只能是神宗皇帝本人。诏书说“深骇予闻”，“予”是皇帝自称。

熙宁三年四月戊辰（八日），朝廷颁布诏书，指责吕公著污蔑韩琦谋反，罢其御史中丞，外放颍州。以上皆属客观发生。但是，诏书白纸黑字、言之凿凿的罢免理由——吕公著污蔑韩琦谋反——是否为客观发生呢？

二、吕公著喊冤，

王安石诬我

物换星移，世事变迁。元丰八年（1085），正当盛年的神宗驾崩，其子哲宗幼年即位，吕公著再度回朝，担任副宰相，很快升任宰相、监修国史，成为《神宗实录》的主编。唐代开始以宰相监修国史，建立了完整的本朝史编修制度，宋承唐制。国史的编修以皇帝统治时期为单位，皇帝在位期间，史官编修《起居注》记日常政务，宰相大臣编修《时政记》记最高决策会议；皇帝驾崩之后，以《起居注》《时政记》为基础，编修《实录》，又在《实录》的基础上编修《正史》，《正史》又称《国史》，是本朝史的终端产品。《实录》《正史》之前，冠以皇帝庙号，比如《神宗实录》《神宗正史》。《实录》单行，一帝一书；《正史》可以合修，比如《三朝国史》记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事。吕公著在哲宗初年监修的，就是刚刚驾崩的神宗的《实录》。神宗朝19年的得失成败、是非恩怨，将在吕公著的主持下，“一一垂丹青”。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与他本人声誉攸关的熙宁三年《吕公著罢御史中丞诏》。元祐二年（1087），吕公著上疏朝廷，高声喊冤：

（当年我）被诬遭逐，全不出于圣意，止是王安石怒臣异议，吕惠卿兴造事端。日月既久，臣本不欲自明。适以宰职总领史任，今《实录》若即依安石所诬编录，既因臣提举修进，则便为实事，它时直笔之士虽欲辨正，亦不可得。

大意如下：熙宁三年，我遭到诬陷，被驱逐出中央，完全不是神宗的意思，而是王安石恨我反对他的新法，他的爪牙吕惠卿捏造事实，构陷于我。年深日久，我本不想再辩白。可是如今我以宰相监修国史，如果《实录》按照王安石的污蔑之词编录，修成上进，那么，王安石对我的诬陷就成了实事——将来就算有史家想要秉笔直书，辨正其事，也无从下笔了。

吕公著鸣冤，太有必要了。按照制度，像《吕公著罢御史中丞诏》这样涉及重要职位任免的政府文件是一定要修入《实录》的，而前任宰相王安石所修的《时政记》也是《神宗实录》的两大史料来源之一。但是，倘若在吕公著的监修之下，就这样亦步亦趋地按照王安石的《时政记》和《吕公著罢御史中丞诏》写了，那么，“吕公著曾经污蔑韩琦谋反并因此受到免职处分”就真的成了不争的事实。对于吕公著而言，这是大节，无论如何都要辩白。以下是元祐二年吕公著的情况说明：

臣先任御史中丞……亦尝入对面陈，蒙神宗曲赐敦谕，圣意温厚，初无谴怒之旨……是时王安石方欲主行新法，怒议论不同，遂取舍人已撰词头，辄改修，添入数句，诬臣曾因对论及韩琦以言事不用，将有除君侧小人之谋。缘臣累次奏对，不曾语及韩琦一字，方欲因入辞自辨，时已过正衙，忽有旨放臣朝辞，令便赴任……至元丰中，臣再对朝廷，先帝待臣甚厚，未几，遂除柄任，及尝赐臣手诏，大略云：“顾在廷之臣，可以托中外心腹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无逾卿者。”

吕公著的辩白分为四段：第一，我确实反对青苗法，但是神宗皇帝对我的态度一直是温和的，从未流露出暴怒谴责的意思。第二，我的免职是事实。但是免职诏书的措辞，却是王安石的主张。他恨我反对青苗法，因此擅自修改当制舍人（值班秘书）起草的诏书，添加了污蔑我污蔑韩琦的文字。第三，我几次面见皇帝，从没有一句话谈到韩琦。我领受诏书之后，本来还有一个机会可以见到皇帝，当面辩白，那便是地方大员赴任之前应当享有的“朝辞”礼遇。可是，我刚刚过了正衙殿，忽然就来了圣旨，免我朝辞，让我立即赴任。第四，到了元丰年间，我回朝廷面见皇帝，神宗待我非常仁厚。不久，我被任命为枢密院的副长官。神宗曾经赐我手诏，大意是说：“环顾在朝之臣，不管在朝还是在外，若论值得托付重任，为皇家分忧，没有谁比得上卿。”

到此为止，关于吕公著罢御史中丞的原因，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表述。熙宁三年四月八日颁布的《吕公著罢御史中丞诏》指责吕公著污蔑韩琦谋反，言辞严重不当，因此罢官。元祐二年吕公著的申辩则声称，自己从未提及韩琦，意图否定《诏书》指其曾经污蔑韩琦谋反的说法，认为《诏书》的说法是王安石的挟私报复。诏书先出，是当时文字，属于“第一手证据”。吕公著的申辩后出，是私人表达，利益攸关。孰是孰非？应当怎样判断？

三、众说纷纭

（节选）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