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这些60年代农村出生的人，从小看着电影长大，对电影情有独钟。小时候，每年在大队小学操场上都会放一场电影。我可能是比较早获得有电影看消息的“灵通人士”。那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是抬不起头的，大队有重活、累活、脏活一般都由他们去干，还没工分记。我的同桌是个“四类分子”的儿子，他父亲解放前当过保长，成分不好。那时派到公社抬电影机的活，大都叫“四类分子”去干。每当要放电影时，我同桌就悄悄地跟我耳语：“我爸爸被大队叫去抬电影机子，又要放电影了。”由是我提早晓得：县里一年一度轮流到各地放电影又轮到我们大队了。

看电影对我们小孩子来说，那是比过年还要高兴的事，学校早早下课，便于我们回家吃好饭，提前搬凳子占位置。我家因离大队部较远，回家吃晚饭怕来不及，从家里搬凳子更是不方便，只能饿着肚子，像个学徒工，在大队部里看放映师傅给机子加油发电，看他们把放映机搬到学校操场上安装，我两个脚丫子来回跟着跑，两眼紧盯着放映师傅的一举一动，生怕有哪点落下没看到。好不容易熬到晚上八点，大队干部簇拥着吃得打着饱嗝的放映师傅走进操场，人群一阵涌动挤向前，“来了，来了……不要挤，不要挤！”照例，放映前大队支部书记要作一番形势报告，从中央、省里、地区、县里、公社各级一一说到。最后说：“我们大队也像全国各地一样，形势一片大好，是大好，不是小好！”支部书记停了停，咽了口口水，又说，“阶级斗争抓得如火如荼，生产搞得蒸蒸日上，老表们丰衣足食……”“快点！快点！你讲的我们都知道了，我们要看电影了！”底下有人喊起来，支部书记歪头瞧瞧，见是老支书在喊，才慢慢刹住话，宣布放电影了。

我因没回家，早早地就挤在了放映机旁，占据了最佳的观影位置。看了一会儿，有同学拉了下我的衣角：“我们到电影幕布后面去看看吧，看看那是个什么样子？”我俩就挤出人群，走到幕布后，看到的人影都是反的，放的字也是反的，听到的声音倒是一样的。看了一会儿，还是觉得在前面更好看，就想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没想到原先的位置已被人占了，挤不进去了。我们人小个子矮，站着看只能看到背影，听得到声音，看不到画面，心里急得不行，只得抽身出来，想找个高点的位置看，看到操场一边有个爬杆，就“噔噔噔”地爬了上去，抱着爬杆看。谁知时间一长，我那同学一不小心，手一松，“嘭”的一声，从爬杆上摔了下来，幸好爬杆是立在一边有水田的地方，我那同学恰好就掉在水田里，人没伤着，浑身却湿透了，他就这样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又爬上爬杆，坚持着看完电影才回家。

二

我的老家在两个公社交界处，中间有座大山隔着。60年代初，麻风病流行，南康县就在我家附近的深山里划出一块山地来，建了个麻风病院，自然也设立了县皮肤病防治研究所，把全县的麻风病人集中在这里治疗、生产、生活。

进入70年代中期，党和政府除了关心麻风病人的疾病医治，也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县里专门配了台电影放映机，还配了个专职女放映师。县电影公司每个礼拜排送片子来放映两场，一场在皮防所里放，一场在麻风病院里放。

就这样，我们每个礼拜都可以到皮防所看一场电影了。那时一个星期能看到一场电影，那是多么幸福的日子！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啊！我相信城里人也比不过我们，城里尽管每天会放电影，但得要花钱买票，我们可是免费观影哦！

三

 (节选)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