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灵魂存在，晓宏一定会惊讶于朋友们对他的厚爱和高度评价。我也很惊讶，同时为他骄傲。我发朋友圈、感谢作者、转发给我的父母，希望他们终于彻彻底底地知道他们女儿二十年前的任性并没有用错地方。直觉告诉我，他会喜欢看到我这么做，他想让更多的人、让全世界知道他是怎样的人，怎样努力地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证明传说中的“凤凰男”不都是他们想的样子。这种“证明自己”的努力是不是贯穿他的一生呢？这真让人心疼。

然而我也知道我内心深处的“不明觉厉”。朋友们和他的灵魂交流让我嫉妒。我曾经也是多么地热爱哲学和理论。如果我们不结婚，我是否能更好地欣赏他的思想和行动？我想起小孩因为新冠停学在家的时候，我在家里疲惫不堪，他在网上挥斥方遒。国家、革命、现代性，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和他的朋友们聊女性主义的时候，我心中冷笑。

我曾经跟我的心理医生说，嫁一个情投意合的人怎么可能幸福。你们想要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总得有人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零和博弈。他越成功你越痛苦。我说现在我明白了，人如果要结婚的话，就应该跟自己爱好不同的人结婚，比如如果你爱虚无缥缈、形而上的东西，就最好嫁/娶一个发自内心热爱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混下去需要效率，而效率需要劳动分工。

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们杰出的伴侣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内心痛苦地尖叫着。又有多少女人最终用“爱情”说服了自己，抵消了、忘却了心中的尖叫，保持沉默。

但晓宏不希望也不期待这种沉默。当他听到我内心的尖叫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认为那可以被忽略或和他的成就相抵消。这是一个在男权的结构内，却要做一个女性主义者的男人——真是一个尴尬的位置。这个位置对他的要求太高了，高得不切实际。男权的结构要他——恐怕也要我在潜意识中想让他——事业成功、养家糊口、挥斥方遒、广交豪杰、关心国事天下事，它甚至告诉他身体疼痛的时候忍着不去看医生。但同时，他也感受着、承担着我的痛苦，却无能为力。他可能没有好好想过，历史上的多数学术大师们背后恐怕不是殷实的家底，就是甘心情愿伺候他们、为他们奉献一生的女人们。可能在他心里，他自己永远是那个从浙江山村蹦跶到北大、又蹦跶到耶鲁的孩子，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以为凭着一颗聪明的大脑、刻苦努力，还有善良，一切皆有可能。

晓宏在去世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受洗礼成为基督徒。在他作这个决定的时候，多次提到guilt（罪咎），而且对我的guilt似乎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不是很能理解，问他：如果这个问题是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为什么不通过人和人的方式解决呢？当然患癌这个事本身足以让你皈依，但我们之间的事情与上帝有什么关系呢？他没有给我答案。现在想来，或许他已经累了，抑或“我们之间的事情”的确超出了人和人的层面，本质上是个人和父权结构、资本主义学术生产方式的对抗和矛盾。

写到这里，我好像看到他对着我笑，说：有道理哦，你好像比我更社会学呢——然后抛出几个理论家的名字供我参考。

为什么你生前没有想到呢？你们社会学家不是最喜欢凡事归咎于“结构”吗？难道在这件事上你被“情”迷糊了头脑？

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重要的东西，我不再觉得重要。我敬佩他对大问题的执着，但我也暗暗希望他能发一些水一点的文章，赶快把书出版，赶快评上终身教授，让生活变得从容、安定一点。2022年10月，他需要动一个被称作“手术之母”的十几个小时的大手术，简单说来就是把肚子打开，把能找到的肿瘤切掉，然后在腹腔里喷化疗药水，静置几小时，再清理、缝合。手术前三四天，他最呕心沥血的文章被期刊拒绝了，而且是在他按照评审者的意见修改之后被同一个评审者拒绝的。他认定那个拒绝他的评审者知道他患癌的事情。我陪他去附近的一个公园走走，天气阴霾寒冷，周围几乎没有人。晓宏在山坡上大哭起来。那是野兽一般的嚎叫。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在任何会议发表这个研究，所有人都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他们就是不给我通过。我手足无措，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恨学术[体制]。还有一次文章被拒，发生在他做完化疗的当天身体最虚弱的时候。

(节选)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