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谢冕老师九十岁了，我们见到的依旧是一位面色红润，声音明亮，思维敏捷，喜欢美食，每天慢跑一万多步，一年四季坚持洗冷水浴的谢冕老师。我们热爱谢先生，敬重他的为人与学识，而他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美德与坚守，更让我们心悦诚服。

和谢老师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屈指有40年了，我一直记得那些年的一些往事。

有一年的初秋，我们一行十几个人，从城里骑自行车到清华园拜访了郑敏先生，又从清华园到谢老师家。我记得有北岛、芒克、江河、顾城、多多、一平、徐晓、田晓青等十几个《今天》文学研究会的朋友们。那时谢老师住在北京大学西门对面的蔚秀园，很小的一个两居室，我们将他的小客厅挤得满满的。那天他刚刚从青岛开会回来，讲了他和孙玉石老师在栈桥边的礁石上被大浪卷入海中的险情。那时的谢老师50多岁，谈笑风生，光彩照人，讲他俩成了落汤鸡时的开怀大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年，谢先生经常骑着一辆高把的女式自行车，从北大到城里，开会、买书、拜访朋友。那时我住在西城，有两次在动物园的存车处遇到过谢老师，记得有一次是，他将自行车存在那儿，再坐公交车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去买书。

我和几位当时的年轻诗人曾去旁听过谢老师的课，谢老师发现后，把我们几个招呼到讲台上，让我们谈谈最近的写作体会和想法。我忘了当时讲了些什么，是不是班门弄斧了？但清楚地记得骆一禾讲了他到云南原始深林中邂逅毒蜘蛛、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诗歌写作与自然之间的神秘关系。谢老师一直是一个谦虚的、善于倾听的人。我曾多次拜访过谢先生，总是毫无顾忌地与他谈对当前诗歌写作、对当下诗坛的看法等，谢先生一向不以老师自居，而是与我们随意地交谈。他手边经常有一个小本子、一支铅笔，有时谈到一些问题，他会说：“等等，我记一下。”也许是我们谈话的内容引发了他的一些思考，也许是我们的一些观念引起了他的关注。每次与谢老师的交谈都是非常愉快的。

我也曾冒犯过谢老师。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北京作协召开的“虎峪诗会”上。那时“朦胧诗”已经得到了众多的关注，会议邀请了芒克、顾城、谢烨、牛波、杨榴红等一批年轻诗人。谈论的主题是“新诗潮的起源与发展”。北大“五四文学社”老木编的《新诗潮诗选》刚刚出版，老木等几位北大的诗人也出席了会议。会上谈到“新诗潮”的起源，谢老师主要讲了天安门诗歌促进了新一代诗人的成长。我对谢老师的发言提出了质疑，我讲了“四五”时的诗主要是旧体诗，有社会思考，但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新诗。讲了从张郎郎等的“太阳纵队”到“相信未来”的郭路生，“白洋淀诗歌群落”到《今天》，这些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潜在的诗歌发展脉络。而“四五”天安门诗歌只是表象，不是新诗崛起的源流。我以为我的发言一定得罪了谢老师，心中很是不安。但在午饭时谢老师与我亲切交谈，还说我的发言很好，一下让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1993年10月，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杀妻自杀后，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我曾几次被电台和电视台请去做相关话题的节目。那年稍晚些时候，《诗探索》开复刊筹备会见到谢老师，自然谈到有关顾城的话题，我用开玩笑的方式说，顾城的事件与谢老师有关。谢老师很惊讶，反问我和他有什么关系？我说英儿是谢老师介绍参加“虎峪诗会”的，那次会上，英儿、谢烨、文欣几个人成了好朋友，才有了后来英儿出国上激流岛的后续事件。谢老师说，英儿是北大分校的学生，毕业论文写的是“朦胧诗”，为了让她感受和了解一些朦胧诗的诗人，便介绍她参加了“虎峪诗会”。世上许多事情就是许多偶然的必然，当然，没有那次会议，也未必没有后来的风波。

我之所以敢和谢老师这样开玩笑，因为他一直是一位豁达的长者，他在学术和对待他人上，总是十分坦荡和通达的。

二

……节选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