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生于1952年农历的四月二十九日，逝于2020年农历的九月二十八日（公历11月13日），享年68岁5个月。如果我不记录母亲的生日，将来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因为她所有的身份档案死亡证明，写的都是8月15日——这是20世纪80年代人口普查时，村里干部随意填报的。于是文书档案里的母亲，永远是8月15日出生；只有我知道，这是假的。然而谁会关心并且较真一个平凡的普通的甚至卑微的农妇的生辰呢？

何况这个平凡的普通的甚至卑微的农妇出生时，正是她的家族多事之秋。在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个人的命运，像极了洪水中的蝼蚁。我的外祖母和小舅舅，惨死于外界的逼迫和亲人的冷漠,而我尚在童年的母亲，被迫流浪于寿张县城周边，乞讨为生。她饥寒交迫，两次濒临死亡。第一次在昏迷中被一户人家捡去，喂了两顿粥，渐渐苏醒。后来母亲多次提到恩人的姓氏，可惜我终于没有记住，只知道这位恩人也是家徒四壁，虽然救活母亲，却无力收养。母亲活过来后，只能继续流浪。她第二次饿倒在寿张街头，幸遇一位中年妇女，不但救了母亲的命，还收留母亲做干女儿。这位中年妇女就成了我的姥姥。

姥姥夫家姓武，家住寿张城北的武堂村。姥爷和三个舅舅，因在家乡没有生计，背井离乡，去了千里外的垦利县，在黄河入海口大片的盐碱地上，艰苦地拓荒。经过几年努力，垦出一小片地，暂时立住了脚跟，就派大舅舅来接姥姥去团聚。姥姥想此一去也许今生今世不会再回来，就让大舅舅千方百计，找到我母亲的亲生父亲，还有她两个同父异母的已成年的哥哥，要为母亲的去留作个交代。我的亲外祖父姓侯，他接待了我武家大舅舅，问有什么事？我武家大舅舅说，你们家的姑娘，被我们收养已经两年了，现在我们即将搬家到很远的地方去，如果你们还要她，我就把她送回来；如果你们不想要她，我们就把她带走了。我不知道侯家外祖父当时的真实想法，毕竟是亲生女儿，难道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而母亲那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更难考证他们当时的心情。时节凶险，世道艰难，也许他们都是不得已，总之我侯家外祖父说，我们不要了，你们带走吧！不知母亲听了大舅舅转述这句话，当时她是怎样的感受？是离别亲人的心酸，还是脱离藩篱的畅快？二十多年后，母亲重回故乡，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姥爷姥姥深明大义，劝母亲和侯家外祖父重相认，毕竟是亲生，骨断筋相连，不道归来意，泪眼释前嫌。至于那些个如烟往事，也就无人再提起了。

父亲母亲1960年代末在垦利县结婚，1970年生了我哥哥，1973年前后又生了一位哥哥、5岁夭折，1979年生了我。1981年，父亲母亲回原籍阳谷县。虽然是故乡故土，但毕竟离开数十年，风物人情，都不是旧日光景。感谢村里人本能的善良和怜悯，帮我们在老宅里挤出一个缝隙，加盖了一间只有十平米的小房子，让我们四口之家从此有了遮风避雨处。但是村里人潜意识里抹不去的欺生，形成一种天然而微妙的隔阂，如看不见的幕布横亘在他们和父亲母亲之间。母亲长期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童年，养成了她察言观色的习惯、敏感多疑的性格以及非常强烈的自尊，而这些品格有时反而加剧了我们与村里人的这种隔阂。农村是熟人社会，互相的信任是维系各种关系的基石；但是母亲因自小经历过一种近似江湖的环境，让她有一种对谁都不信任、对谁都预先设防的心理。我们家在村里一度弱势，和她在家里长期而绝对的强势，从此越来越明显。而父亲在母亲的长期压制下，越来越唯唯诺诺，从小到大，我从未见他主动和母亲发生争执，只看见他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被母亲恶狠狠地咒骂而不敢还口。

母亲不识字，这当然是因为她童年的环境，容不得她有机会读书。后来我们试图教她学知识学文化，她就说，我一个老太婆，学那个干什么！可是我发现她也曾努力地、艰难地偷偷自学写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比着葫芦画瓢一样“画字”）。她认识0到9这十个阿拉伯数字，而且假如你给她充足的时间，她还能慢慢地写下来，比如我就见过她写我的手机号码，手法幼稚，笔顺颠倒，力透纸背。她还试图临写“冀”字，但是不知为何，总把下面的“共”写成“也”。她虽然不识字，但她对孩子的教育成长很上心。后来我到北大念书，读了研究生，她很满意，尽管她不懂北大的分量，也不懂研究生和大学生有什么区别。毕业后我留在北京工作，进了一个机关，她经常问我，你这个厂子赚钱多不多？在她的心目中，所有人只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民，比如她；一类是工人，比如我。我从一个农民成长为一个工人，这让她感到很欣慰，而且因此越来越自信。再后来，我有段时间贪慕虚名，试图结交地方上一些头面人物，每次回老家忙于来往应酬因而减少了陪伴她和父亲的时间，她不但不怪，反而以此为骄傲，她在村里的地位也因此越来越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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