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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棵树上看见故乡的影子。

年幼时的某一天，晚霞满天的黄昏，我看见一棵棵在老家牛角屏山上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树被连根拔起，随后被工人小心翼翼地抬上马路边停靠着的大卡车上。在疾驰的汽车里，树被载往遥远的大城市。我和伙伴们经常在树上掏鸟蛋、捉迷藏、荡秋千，一棵树给我们的童年带来许多快乐的时光。看着被搬走的树迅速消失在晚风中，我感到悲伤，仿佛丢失了一个好朋友。

树被连根拔起的过程中，一些断裂的小树根掉落在树坑里，一些泥土依旧黏附在树根上。树被运走后，只留下一个深深的树坑，黄昏时分，一直栖息在树上的鸟在半空中盘旋着，发出阵阵悲鸣。几天后，这些来自老家的树带着故乡的泥土被移植在异乡城市的马路两旁，经受着台风的侵袭和烈日的暴晒。

每个人都是一棵树。一棵没有鸟栖息的树是不完整的。

一个人通过器官的移植来获得生命的新生。身患多年肾炎的发小在进行肾移植手术后，需要终身服用免疫制剂来抗排斥。面对这突然进入体内的异物，他自身的免疫系统如临大敌，群起而攻之。药物化解了这场血淋淋的战争，让它们慢慢和平相处，希望的光芒慢慢降临。

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加剧着一个家庭的撕裂。迁徙和出走慢慢成为当下社会的一种常态。在贫瘠的山村，疾病和贫穷迫使着他们背井离乡。一根根背井离乡的树，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移植到城市的森林里。在风雨和刀具的侵袭与砍伐下，有的被连根拔起，横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有的伤痕累累。药物只能化解暂时的疼痛和不适，躯干上被锋利的刀刃刻下的一道道醒目的伤痕慢慢渗透到骨子深处，变成精神上的伤痕。他们每一天都过得小心翼翼，兢兢业业地工作，不敢像在故乡一样肆意地施展拳脚，只能在那一丁点有限的土壤里试探着深扎下去。他们试图扎进城市的钢筋泥土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精神上的伤痕加剧着思念的浓度。乡愁的唯一药引就是不断回望。

故乡的父辈们背井离乡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庄，远赴陌生的城市给他们的儿女带小孩。临行前，他们紧闭窗户，锁好大门，把圈养的鸡鸭拿到墟上卖掉，把菜园子里一地绿油油的蔬菜托付给亲戚或者邻居，把柜子最里端的存折怀揣在身。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远行。仿佛，他们已经作好了不再回来的准备，作好了抛弃家园的决定。村庄就这样被掏空了，在孤寂中沉沦。

我所在的这个准一线城市，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大都把远在乡下种了一辈子地的父母接到了自己的身边，父辈们发挥着生命的余热，细心地照顾着孙子孙女。在这个密密麻麻住着三万多人的小区，黄昏时分，我看见一个推着孩子的老人散步回来的路上，偶然听见熟悉的乡音方言，忽然驻足下来，兴奋地主动上前问候。仿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般，面露惊喜。无法抹去的乡音，时刻提醒着生命的源头和来处。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块相同的土壤。一个行走他乡的人，他未改的乡音、沾满泥土味的记忆就是那被连根拔起的树根上黏附着的那一小把残余的泥土，骨子里时刻流淌着故土的气息。

迁徙早已变得没有国界。从地理、政治、文化和语言土壤来说，跨国的迁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植，它将一个原生家庭的撕裂推向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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