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声与鼓手

　　——忆“擂鼓诗人”田间

咏　　慷

　　那是什么声音？奔放开朗，像山洪暴发，在峡谷间涌流不息，在天空和山野间回荡……

　　哦，是鼓声，是催人战斗的鼓声，是激励整个中华民族顽强不屈、抵御外侮的鼓声！

　　我指的是田间的诗。它们曾在城乡的街头巷尾的墙壁板报上发表，句洁行简，字字有力，像爆炒黄豆，粒粒滚烫。学贯中西的一代文坛泰斗闻一多曾在《时代的鼓手——田间》中写道：“一声声的鼓点，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这些话无疑是最准确、精当的解说。

　　在中华民族和全世界人民阔步走向新征途的战斗日子里，重闻当年那曾经震撼天地的鼓声，不禁又使我回想起见到鼓手田间的情景。

　　20世纪70年代初，我第一次叩访建国后曾担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创作部部长、文学研究室主任、《诗刊》编委，及北京市、河北省文联领导的田间和夫人——作家葛文。他们那坐落在北京市后海北沿的小四合院，从外面看并不很大——传统的老式门楼，朱红色的街门，灰色的砖墙，在夕日的余晖中显得既衰败、又冷清。院子中有几棵老树，绽出新芽。它们都是田间夫妇一道栽种的，在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中一直陪伴着主人。靠西墙处有一丛竹子，为小院增添了情趣，也显示了主人的志趣。

　　田间身材不高，皮肤微黑，身板挺拔，人很精神，相貌上看人也厚道。因天气较冷，他头上顶着一条像农业劳动模范陈永贵那样的白毛巾。谈话时，田间时而一副笑微微的表情，时而双目闭合，呈蓄养精神的模样。由于当时我刚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因此两人融洽地谈了许多关于创作的话题。那时国家百废待兴，田间也有许多事要做，他老是觉得时间不够用。但他对于所有求教者，都耐心地予以指导和帮助，实在令人感动。

　　从那之后，我开始认真地读了田间在抗日战争初期所写的诗歌。那经过浓缩、升华的炽热情绪，那高度集中的准确，那短促、简练、朴实、明朗、有独特个性的语言，仿佛黄钟大吕，使我感奋，使我产生逆境中奋勇搏击的力量！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诗人没有半点犹豫和徘徊，走出亭子间，最迅速、最果敢、最坚决地投身抗日战争前线。他用诗作枪刺、作战鼓，奋不顾身，冲锋在前。

　　于是，历史上留下了那沉甸甸的诗页，使我们这些后人在几十年后，还能仿佛重见那远去的烽火岁月，重见烽火中诗人矫健的身影。在火光中、在刀影里，诗人怒发冲冠、满面赤红，倾一腔热血擂鼓呐喊。如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给战斗者》等都是寥寥数句，就勾勒出一幅色彩丰富、意境深远的画面，字里行间散发着泥土的芳香与战斗者的火热情怀。使人们仿佛看到了抗联战士枪刺上闪亮的寒光。

　　田间在诗中没有过多地表现趴下的中国人，而是有力地表现了站着的中国人。的确，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面对残忍的野兽，没有趴下，而是挺起了不屈的脊梁。

　　我从田间的这些诗中看到:中国人民面对强暴，不但奋起抗争，而且视死如归。它和鲁迅早期的文学创作有了根本的不同。鲁迅早期的文学创作正如毛泽东曾在给周扬的信中指出的：“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其实，这个偏向在其后期创作中已被克服。1934年，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不但深刻指出两种中国文学的存在，而且区分了两种中国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同时要求“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因此，田间的诗歌创作无疑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进步方向。

　　我以为，一个诗人能在决定全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战争中发挥如斯的巨大作用，无论他的生命里程有多长，也无论他今后还写出过什么样的作品，都尽可无愧无悔地说：足矣！

……选读结束,更多内容:《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