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北京后，到过的第一个公园是紫竹院公园。

　　那是四十年前，1980年的9月上旬，入学后的第一个周末。从学校门口乘坐332路公交车，在白石桥站下车，走几步就到了公园的门口。同学们站成一圈，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介绍这次活动的具体安排。

　　这是第一次校园外的班级活动。

　　初秋时分，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暑热已经稍稍减退，蓝天白云，阳光明亮，树叶熠熠闪光，清新得像被水洗过。今天时常袭扰京城的雾霾，那时还没有踪影。

　　团支书是一位北京女同学，端庄大方，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微笑着提示大家游园的注意事项，一点也没有我刚刚告别的家乡中学里的女同学们那种扭捏羞涩的样子，让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

　　类似的感受，其实这几天中已经反复出现过了。当时入学刚刚一周，除了住在同一宿舍的，大多数同学相互之间还叫不出名字。一帮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来自全国各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看什么都新奇，兴奋活跃，还有几分懵懂。

　　这次班级活动也是如此。一进公园门就是大片的竹林，茂盛浓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植物。往公园深处走去，小路曲折纵横，经过树林和小丘、长廊和亭台，眼前是一大片辽阔清澈的水面，微微泛着波浪，水岸边荷花绽放，远处湖面上小船摇晃……这些景观，是当时刚刚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半天转下来，眼花缭乱，没有记住一处具体景点的名字，一路看到的那些风景画面，相互叠加起来，铺展开来，在脑海里交织成一大片跳荡的色彩，形成了一个鲜艳葱茏而又缤纷繁复的印象，让我眩晕。不久后，我有机会观看法国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时，产生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感受。

　　这种微醉般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来由。

　　在那时，一个人考取最高学府的荣耀感，今天难以想象。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高考几乎是青年学子拥有美好前景的仅有的可靠途径，因此竞争远比今天激烈。那些有幸考上的，都会被视作天之骄子。戴着白底红字的校徽，走在街上，迎面投来的都是极为羡慕的眼光。得意也好，虚荣心也好，对于当时还不满十七周岁的我来讲，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相信不少同学也和我一样，尽管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但时时会意识到左胸上方衣襟上那个长方形小铜牌的存在。

　　因此，今天回想起来，对于1980年秋天的我来说，来到京城后第一次走进的这个公园，就仿佛是他彼时生命的一个隐喻，存放了快乐和满足、梦幻与向往，虽然那时自己还不能意识到。一个小地方的懵懂少年，因为幸运，一脚迈进了首都，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的魅力就像早晨天上的霞光一样闪耀。在这个秋天，他的生命刚刚绽放自己的春天。

　　那个年龄，正是最容易将可能性和事实混淆的年龄。我不知道也不曾想过，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展开，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却深信一切都会十分美好，就像此刻映入眼帘中的风景，阳光明亮，绿意葱茏，碧波荡漾。这种信念甚至不是一种意识，而只是一团感觉。

　　我当然更不会想到，将近四十年后，我会频繁地走向它，在它的林间和水畔徘徊，被它的气息环绕裹挟。它将成为我的人生后半场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和见证者。

　　想象从这个地方拉出一条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穿过众多的街衢巷弄，止歇于陶然亭公园。它是第二个给我深刻记忆的京城公园。

　　这段距离其实并不算长，十公里出头。但我的脚步到达那里时，已经是四年之后了。

　　毕业参加工作，单位的大楼是一座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风格的建筑，与对面的前门饭店、斜对面的工人俱乐部、东边的友谊医院（最早名为中苏友谊医院），成为一组风格相近的建筑群，在以平房为主的平民集聚区的南城，是一个特异的存在。站在报社六层的楼顶上，俯瞰远近广大区域内一片连绵的平房屋脊，喧嚣的市声仿佛尘土一样飘浮上来。

　　单位距公园不远，15路公交车坐两站就到它的正门东门，但我更喜欢步行。更多的时候是穿过纵横交织的小胡同，从它的北门走进公园。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五年，一直到成家搬离集体宿舍。算起来，它应该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园。那几年主要上夜班，晚上九点多钟开始工作，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下班，白天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这种日子隐约有着某种虚幻的特质，连我自己有时都能感觉到，仿佛飘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与周遭的生活若即若离。

　　这样的状态，正适合在公园里置放和展开。

　　清代康熙年间，这里是南城外的郊野荒凉之处，一位朝廷官员在建于元代的慈悲庵旁，修建了一座亭子，命名为陶然亭，源自白居易的一联诗句：“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此后便成为文人墨客聚会之所，因而各种诗文题咏留下了很多，我曾经有意识地搜集过一些，记在小本子上。像这一副楹联，“烟藏古寺无人到，榻倚深堂有月来”，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书写的，题写在陶然亭正面的抱柱上。还有几位不记得名字的诗人的和韵诗里的句子，如“萧萧芦荻四荒汀，寂寂城阙一古亭”、“斜日西风浅水汀，芦花如雪媚孤亭”等等，很能渲染出一种孤寒荒僻的氛围。

　　到了民国时代，这里依然是外地来京文人们的必游之地。在俞平伯的名篇《陶然亭的雪》中，它还是那么荒凉，旷野之上，到处是累累的荒冢，被茫茫落雪覆盖。而郁达夫在《古都的秋》中，谈到“陶然亭的芦花”时，是与“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相并称的。

　　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今天这里已经是热闹异常，晨昏时分，许多周边居民来此运动健身。公园中亭子众多，山丘上、湖水边，走不多远就会遇到一座。记得当时一处名为“华夏名亭园”的园中园刚建成不久，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历史名亭，完全按照相同的样式和大小建造，有兰亭、沧浪亭、醉翁亭、独醒亭、浸月亭，等等。在它们之间行走，我时常会感觉到自己遁入了时间的深处。

　　与那些亭子上的楹联所透露的萧散气息相比，镌刻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年轻革命家高君宇墓碑上的文字，则完全是另一种精神气质。墓地位于将湖面分隔为东西两部分的湖心岛上，锦秋墩北麓的小松林旁侧。“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一首他剖白心志的短诗，被石评梅刻在墓碑上，同时也刻上了自己的心声：“君宇！我无力挽住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因为悲伤过度，她不久后也撒手人寰，被安葬在高君宇墓旁。这一对恋人生前未能合卺，身后始得并葬。两座方锥形的大理石墓碑，紧紧相邻，仿佛两条伸出的手臂，向苍天指认他们的爱情。这样纯粹的、贯穿生死的爱，正适合那个年龄对于爱情的理解，又因为每次去岛上都要从墓地旁走过，因而对这个地方的印象也最为深刻。

　　但对于我来说，最真切的撞击来自那些刻在墓碑上的语句，它们激烈而悲壮，仿佛具有超越死亡的力量。某个时候我想到，他们的事迹固然可以镌刻于青史，但倘若不曾留下这样的文字，很难想象会有现在这样感人至深的效果。与这一理解同步，让自己的生涯与文字建立起关联，是那个时候开始逐渐明晰起来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