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次“隆重”
柴福善

　　最早看《北京文学》，应该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叫《北京文艺》。
　　由于我刚走出中学校门，喜爱写诗，便投稿县文化馆。大概为扶植文学新人吧，县里就按时按期寄赠《北京文艺》。这应该是我读到的第一个真正的文学刊物，尽管是在“文革”中期，其中作品多受“左”的影响。记得1976年7月下旬，文化馆组织为期半个月的诗歌创作学习班，还专门请《北京文艺》诗歌编辑李志来县里讲座。李志戴副近视眼镜，脸庞略胖，无非是讲些诗歌常识之类的内容，在那个年代，不可能真正深入探讨诗歌艺术。也就在李志讲座的那天夜里，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波及平谷，学习班只得中断，回村抗震救灾。
　　我写了大约10年诗，便改写散文。1990年，我以散文而加入北京作协，同时，在当年天津《散文》杂志第8期重要位置以《短笛轻吹》为题，发表散文诗一组10篇，一时受到社会好评，且收入《散文》杂志100期作品精编。1991年初，以浩然为主编的《北京文学》杂志社，在通州举行文学作者座谈会，要我参加。这之前，我曾将所写的散文寄给了浩然。会上，编辑兴安找到我，与我谈那些稿子，虽然话语不多，可我感觉他一句句很能谈到点子上，使我眼界顿开。
　　从此，我与兴安成了朋友，后经兴安手编辑我的散文，几年里每年在《北京文学》都有发表。如1992年6月号发表的《眼睛》，著名翻译家、散文家罗大冈先生看后，于7月12日来信，说“大作散文两篇《眼睛》和《生      日》都写得很好，朴质，恳切，内容及文采均有较高水平，我要向您学习，因为我的水平远不如您。”先生当时已80多高龄了，谦逊的品格很让我感动。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散文评论家刘锡庆曾撰文：“我最初阅读他的《眼睛》，是在北京一次政府大奖的评奖会上。我们评散文、报告文学小组的另一位评委张守仁很兴奋地告我说，有一篇题为《眼睛》的散文很不错，可以注意看看。我找来看后，觉得果然写得很好：它从一个农村孩子（小孙子）的视角，写了对奶奶罹患眼疾、终致失明的诸多感慨，令人动情。特别是其中姑姑让奶奶吃旧瓷粉末的细节，读来使人唏嘘不已！”茅盾文学奖评委曾镇南也在《柴福善的乡土散文》中写到：“《眼睛》写奶奶晚年因患白内障双目失明二十年的痛苦，异常真切感人。”这些文章、书信对我鼓舞鞭策很大，当然这是后话。
     就在那次通州会后不久，《北京文学》于1991年5月号头条位置，发表了我以《太阳下的风景》为题的13篇散文。后来浩然回忆此事：“认识了柴福善，我并没有重视起柴福善……直到有一天夜晚，他写作的一沓子卷面洁净、字迹工整的散文稿子展放在眼前，我才惊喜地瞧见了他，瞧见他包藏在内心的五光十色，从而发现他精神世界的丰富，感情河流的奔腾，立即认定他是一株茁壮的文学苗子，有希望长成能结果实的树。于是我使用了手中的‘权’，挥笔在发稿签上批示：在刊物的显要地位，有声势地集中发表柴福善的散文十三篇。这在《北京文学》创刊40年的历史上，还是空前仅有的一次隆重！”诚如浩然所言，这是《北京文学》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大概全国的综合性刊物也绝无仅有。
　　可以说，就是这次《北京文学》的“隆重”，将我真正推进了“文学界”，以至几年后，一些评论家、编辑见到我，还谈论此事，可见“隆重”影响之大。前不久，一次文学座谈会上，作协秘书长王升山与我谈，说那年他在医院为骆宾基陪床。骆老因脑血栓瘫在床上，看了登你那期散文的《北京文学》，对他谈到，那些散文，作者写得很好。只是具体如何说的，升山没有多谈，我也没细问。骆老已于1994年去世，不然，我一定会登门拜访，当面求教的。
　　现在，我已发表散文400余篇，出版《核桃树下的王蒙》《秦时明月》《江山有待》等散文集6本，并经王蒙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此，我要真诚地感谢浩然、兴安及诸位关心关怀关爱我的作家、评论家和朋友们，更感谢使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北京文学》，且祝愿《北京文学》这棵经历了60年风雨的大树，永远常青于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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