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自由一样美丽
——谨以此文献给二战中遇害的所有犹太儿童
陆  梅

    他一点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
    他呆在他的窝里，从不出去。
    我不知道他在唱着什么，
    这个世界充满了爱。

    当露水在青草上闪光
    大地飘浮着晨光，
    一只黑色的鸟儿在枝头歌唱
    在夜晚之后，向黎明问候。
    于是我知道，活着是多么美好。

    嗨，向着美丽，试着打开
    你的心：哪天去到树林里
    假如泪水模糊了你的小路
    你会知道，活着，
    是多么美妙。
       ——1941年，一个不知姓名的特莱津孩子的诗《小鸟的歌唱》

特莱津
　　每个在鲜花和自由中的孩子———不只孩子，还有大人，都应该读读这样的诗、这样的画。
　　翻完林达的《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时，我就像多年前那个为揭开汉娜的手提箱之谜而跑去捷克的日本女子，一遍遍在脑海里回旋着这个名字：特莱津，特莱津。
　　
　　从捷克首都布拉格，往西北方向走60公里，就是特莱津。这里原先是一片风景秀丽的山区。1780年，国王约瑟夫二世为防御北方的敌人，保护布拉格，就在山里以他母亲的名字建立了一个军事要塞，从此人们把它叫做特莱津。
　　因为它独特的军事城堡结构（非常容易封锁和看守），1941年被纳粹看中，成为囚禁犹太人的集中营。“二战”期间，曾经有14万犹太人在这里住过，其中包括15000名犹太儿童。汉娜即是其中一个。
　　15000个在特莱津的孩子，被迫和父母分开，被编了号，拥挤在到处是臭虫、虱子和跳蚤的房间里。饥饿，寒冷，生病，想家……
　　我们其实不陌生犹太人背井离乡的那段历史；我们也从很多影视和文学作品里目睹了那场疯狂的种族清洗———“二战”期间，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所以，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有一部自己和家庭的苦难史。
　　可是我读林达收录在书里、身处集中营的特莱津孩子们的46张画和一首首诗，心里的触动一遍又一遍，我觉得我必须提起笔，让灵魂醒着，走进一个个被突然中断的童年，走进一幅幅被冒着生命危险而保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画，我才不致不能释怀。
　　
　　这是些多大孩子的画和诗呢？从6岁到15岁，14岁以上就已经要干活了。他们在不同的年份出生，却几乎在同一年（1944年）死去。他们在特莱津住两年、三年，也许只有几个月。就像秋风扫过的落叶，15000个孩子，走过特莱津，来了，又消失了。
　　小诗人哈努什·哈申布尔克的诗《画》里写出了“特莱津的画家们”饿着、冻着，却仍“要把窗户打开”，“要挣脱那通向深渊的轨道，/要活着，在黑暗中，仍然创造！”的呼号和渴求。
　　哈努什还有一首诗，叫《我的乡村》：
　　我在心里装着我的乡村，/那是为我的，就为我自己！/美丽的纤维在编织起来/它保存了一个永恒的梦。//我亲吻拥抱我的土地，/在它面前，多少岁月流过。/这土地不仅在地球上/不论在哪里，它也在我们心中。//它在蓝色天空中，在星星里，/只要是有鸟儿生活的地方。/今天我在我的灵魂里看到它，/我的心立刻沉沉地盛满了眼泪……
　　哈努什的“乡村”真就成了一个永恒的梦。———1943年12月18日，14岁的哈努什和妈妈一起，从特莱津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从此，他和妈妈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战后，他的幸存同伴们曾想尽办法寻找他，然而没有任何线索。
　　哈努什还写过一首在特莱津广为流传的诗：《钟声》。在特莱津，每天清晨，起床的钟声将囚犯们惊醒。这钟声，将孩子们拉回到黑暗和恐怖的现实之中。哈努什的幸存同伴后来说，这《钟声》，是哈努什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告别。
　　很多孩子不约而同画下了他们眼里的特莱津：封闭、压抑，近乎窒息的黑和暗。一个叫巴维尔的11岁男孩画下的特莱津院子，屋顶瞪着一双监视的眼睛。一扇接一扇关着的窗门延伸至院子尽头。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小诗人写道：“这里没有很多士兵，/只有被击落的鸟儿在报告战争消息……//屋子更挤了，/气味的身子挨着身子，/有着亮光的阁楼在尖叫着，经久不息。”诗的名字叫《封闭之镇》。
　　还有一些孩子，画下了另一个“特莱津”：开满鲜花、家一样的特莱津。哈娜和埃丽卡，两个小女孩都把自己的房间画得很美丽，床上的被褥是鲜亮的红，墙上是粉和蓝的线条；桌上呢，都有一瓶花，花儿正散出芬芳，连蜜蜂都绕着它转……小哈娜进特莱津时才6岁半，这幅名为《特莱津的住处》的画是她死去那一年画的。那年，她9岁。埃丽卡进特莱津时7岁，1944年被纳粹杀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还不到10岁。
　　现实的特莱津和梦想的特莱津，一样叫人心情沉重。不止沉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些画，美得叫人心疼。鸟和蝴蝶，绿树和紫色天空的花园，蜜蜂围绕着花朵的特莱津房间，河里走着大船小船、天上飞着飞机、地下跑着火车、有城市也有乡村的河边风景，金色秋叶轻轻落下的公园……
　　你能见到美丽画面背后的灵魂吗？那是一个个被囚禁的孩子，画下的是再也看不到的世界。也是他们在封闭的世界里留给自己的幻想空间。
　　那些花儿和蝴蝶，被孩子们画在一张张废旧的表格纸上，得到纸张不容易，有些画，是先涂色再剪贴。可是经艺术的剪裁，画面形象生动。有些画，用的是水粉和水彩，明朗的天空和草地的颜色，你忍不住要多看一眼，惊讶他们天才的绘画能力———其实是发现美、创造美和爱的能力。你忍不住要想：在死亡的威胁下，在“邪恶和害怕”、“生长着恐怖”（小诗人语）的扭曲世界里，他们身体受着蹂躏，可是他们的精神如何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

　　这些画，还有这一首首看得到灵魂的诗，都被一个叫弗利德的年轻女艺术家和她的朋友偷偷藏在了阁楼里。没有弗利德等艺术家的坚守和引导，这些特莱津的孩子，心灵很难不走向枯竭。在特莱津，和弗利德一样的艺术家和学者有一大批，他们也一样被囚禁在集中营。但是他们创造各种机会，悄悄地、秘密地给孩子们上课，教画画、排练歌剧、举办音乐会。他们要让孩子们懂得：身体被囚禁的时候，精神还是健康和自由的。
　　当年幸存的孩子们，回忆起弗利德、艾辛格、爱德斯坦、汉斯·克拉萨……都心存感激。他们长久地怀念着，永远记得这些去了天堂的艺术家们的美丽心灵。
　　林达书里的画还只是很小一部分，今天，在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有将近4500张弗利德的学生在特莱津创作的绘画作品被永远收藏和展出。人们称其为“人类文化皇冠上的钻石”。
　　很多人都记着这句名言：在奥斯威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那么，肯定的，在特莱津以后，绘画像自由一样美丽———这是囚禁在特莱津集中营的孩子们，以生命换来的遗产。

致安妮
亲爱的安妮！
　　这封信，延宕了很久。现在、终于，我可以给你写信。———我说过，我还欠着“亲爱的安妮”一个“约定”。就像你将日记当成最知心的女友，你给她起名“基蒂”，你以“亲爱的基蒂”开始两年零一个月隐匿日子里的倾诉，———现在，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尝试走进你13岁的盛大心灵。
　　可以确信，如果你还活着，你早已是一位出色的作家。这是你年少时的愿望：“有一天成为女记者，以后再当著名作家。”如果你还活着，今年整好80。大你10岁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88岁获诺贝尔文学奖，她在获奖后说：不快乐的童年似乎可以造就小说作家……
　　你可以像匈牙利的凯尔泰斯·伊姆莱那样（又一位诺奖作家），他恰好和你同龄，也在14岁时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几乎一辈子只写集中营一个题材。还有晚生你7年的诺曼·马内阿，5岁进集中营，但他活到了德国战败，也成了一名优秀作家。再有小你10岁的阿摩司·奥兹，当今以色列最富影响力的作家和受人敬重的政治评论家。他笔下的小主人公“始终在旧式犹太人与新型希伯来人之间徘徊，也许正因为这种强烈的心灵冲突，令他柔肠百转，不断反省自身，如饥似渴地读书，进而促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见奥兹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译序）
　　
　　没错，“如饥似渴地读书”，“不断反省自身”———这也是你，安妮！最闪光的精神品质和性格特征！
　　写这封信，我踌躇良久，我甚至一遍遍翻读你的“密室日记”，有些片段，已然铭记在心。我还查阅了大量有关你的资料，对你的一切，我似乎了然于胸，———我就差身临其境，走进阿姆斯特丹普林森格拉赫特街263号，当年你和父亲、母亲、姐姐以及另一犹太家庭藏身的密室，———如今密室已被开辟为“安妮·弗兰克纪念馆”。我仿佛随着人群，进入安妮小屋，走进那扇书架后的暗门，爬上那狭窄楼梯，你们的密室，就隐藏在阁楼里，与外界隔绝，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总是吃不饱，卫生状况糟糕，无聊、恐惧、病痛，还要时刻提心吊胆、小心翼翼，不能弄出一点声响，生怕被楼下和库房里工作的人听见……这样的躲藏，对一个渴望自由、渴望友情、渴望蓝天、渴望独处的少女，是多大的折磨！
　　于是安妮，你把日记当成最知心的女友，你在日记里倾诉一切感受；你用早熟的头脑展开对战争与和平、人性善恶、男女两性社会角色等重大问题的思考；你坦言“经常心情沮丧，可是从来不绝望”；你将你们的躲藏看成是“一场有趣的探险”，并且将每个艰辛匮乏当成使你日记更丰富的材料……
　　最难能可贵的，是你的自我反省精神。“我把自己当作一个陌生人，丝毫不带成见或是找一堆借口，而是面对这个安妮，认真考察，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对。这种自我审视从未停止过……我在许多事情上都批判自己，越来越觉得父亲的一句话有道理：‘每个孩子都应该自己教育自己。’其他人只能给予劝告和引导。”
　　你还如饥似渴地读书———“一个普通女学生的功课，简直无法和我的课程相比。”你自信满满地在日记里写道。看看你某一天的课程：“先是把有关纳尔逊最后一次战役文章中的一段，从荷兰文翻译成英文。然后读北方战争（1700～1721）、彼得大帝、查理十二世、奥古斯特二世、斯坦尼斯瓦夫·莱奇什斯基……连同与此相关的那些年代。后来我又转到巴西……我读到黑人、白人、黑白混血儿……我又很快地阅读了一遍家谱！……12点：我在储藏室继续我的课业，读教会史……两点：可怜的孩子已经又坐在那儿做功课了……后来和彼得念英语：萨克雷的《上校》。考法文单词，把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进行比较。”呵！连我这个抄录者都觉太过分，省去了引号里的部分课程。
　　
　　亲爱的安妮，也许你说得没错，“过正常生活的人不可能体会，书籍对于我们这些被禁锢的人意味着什么。读书、学习和听广播，这确实就是我们的世界！”
　　可是，我又觉得汗颜和无可言说的怅然。同样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安妮，你能够做到对自己严格要求，你身处逆境却不屈服，你勤奋学习、怀抱理想、热爱生活，你用汲取知识和精神上的充实，弥补物质的匮乏，追求心灵世界的最大自由。我真的不知道，今天的十三四岁的中国孩子，能够懂得你几分？理解你多少？我不想拿你作为标杆，来批评或教育今天的孩子，这不是我的本意，更不可能是你写日记的初衷。
　　然而，亲爱的安妮，你知不知道，你的日记，半个多世纪来，成为一代代人对那场人类梦魇进行深刻反思的珍贵教材。而你，也成为几代人的偶像，你用短暂生命的全部热情、活力、乐观……和文学天赋，谱写了一曲青春之歌、生命之歌！今天，你的日记至少已被翻译成60种文字，印刷3000万册。
　　这一切，要感谢你们的掩护人米普！是她，在有人告密，你们被逮捕，盖世太保抄家时，迅速拾起散落在地上的你的日记和两本影集。还要感谢你的父亲！1947年，距离你在集中营病逝两年后，死里逃生的父亲将你的日记整理、誊写，在荷兰公开出版。你死时只有15岁。
　　
　　安妮，其实最该感谢的，是你！毫无疑问，没有你在密室里留下的这些珍贵文字，今天的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相逢一颗伟大的灵魂；永远，也不可能看到一个纯洁、率真又有鲜明个性的、活生生的少女形象！一如你期望的，———你曾在1944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希望我死后，仍能继续活着。”
　　———你的确活着，活在一代代人的记忆中。
　　可是，我也在疑惑：今天，半个多世纪后，有多少孩子，还会对二战、纳粹、集中营……有了解的愿望和兴趣？50年前，欧洲到处都是战争遗迹和幸存者，幸存者们还可以用亲身的经历向孩子们讲述战争的故事。但是，今天年轻一代的父母都没有经历过战争，关于战争的记忆正在渐渐淡去，又如何要求他们的孩子理解和懂得？
　　所以，安妮！幸好还有你的《安妮日记》和安妮·弗兰克纪念馆！今天，在荷兰，《安妮日记》并非小学生的必读书，但绝大部分的荷兰小学，都会组织孩子们讨论历史，讨论二战。而位于阿姆斯特丹普林森格拉赫特街263号的安妮·弗兰克纪念馆，每天都有数千人排着队，等待参观你没有家具、没有日用品的幽暗小屋。安妮故居成了各国游客访问阿姆斯特丹时必去的地方之一。
　　
　　安妮，如果你还活着，你肯定还会继续写作，即便写作未必就是你唯一的选择。如果写作，你会像凯尔泰斯·伊姆莱那样，一生只写集中营一个题材吗？也未必。但你肯定不会忘记那段隐匿的岁月。你说过“纸比人有耐心”！你跟“亲爱的基蒂”抱怨———在你“苦闷得要命”的时候，你说你“想跳舞、吹口哨、骑自行车、看看世界，享受青春和自由！”你在圣诞节的美好假期和新年里，多么想“和其他人一起高高兴兴、无忧无虑地幸福欢笑！……”然而，安妮，你很快又说：“这不过是我在这儿说说罢了”，“其实我本不应该写这些，因为这好像不知感恩似的，而且也过分了……”
　　是的安妮，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这是你身上拥有的又一闪光品质！我相信感恩在你和你的家人，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品德，它已融入你的思想你的血脉。可能有人会说，正因为你身处不幸，你才更懂得感恩。此话没错，但———这不该成为今天拥有幸福生活的孩子不感恩的理由！恰恰相反，今天，在家庭中心里泡大的孩子，更应该学会感恩。像安妮那样，勇敢、坚强、不轻言放弃；像安妮那样，懂得尊重和理解，常怀感激之心。因为，感恩还是一种歌唱生活的方式，它来自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这也是安妮，你对黑暗生活的选择之道！
　　安妮，亲爱的安妮，在结束这封信前，我多么希望，我已经、可以走进你的心灵，我甚至能够和你成为心灵上的朋友，———尽管这大抵是我的奢望。可是，聪明的安妮，以你智慧的头脑，你早该知道，我的点滴文字，同样是为了对抗遗忘。

您的中国读者
2009年2月20日

幸存者
    这个词突然跳入我的脑海：幸存者。
　　“二战”期间，有多少犹太人被杀害？600万。而曾经生活在特莱津的15000名犹太孩子，又有多少人得以幸存？100多。
　　600万和100多、15000和100多，都太过悬殊。这100多个幸存的孩子，每个孩子，都不只在为自己活；每个孩子，都活在感恩的心情和非常的经历里。
　　
　　乔治·布兰迪，汉娜·布兰迪的哥哥。兄妹俩被迫来到特莱津集中营时，哥哥14岁，妹妹11岁。两年后，1944年10月23日深夜，汉娜和许多犹太人，被连夜带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她直接被送进毒气室，甚至还来不及知道，她的哥哥也正关押在这里。而他们的父母，早在两年前，在这里被杀害。
　　他们一家，只有乔治·布兰迪幸存。而他之所以侥幸活下来，是因为他在特莱津学成了管子工的手艺，纳粹需要留着他干活。一年后，战争结束，他从奥斯维辛回来，到处打听妹妹汉娜的消息。然而，他妹妹的一个同伴告诉他，汉娜死在了毒气室。
　　汉娜和乔治，这两个捷克小镇上的犹太孩子，就是千千万万个犹太孩子命运的缩影。
　　半个多世纪后的2001年3月，汉娜的哥哥乔治·布兰迪带着自己的女儿、17岁的拉拉·汉娜，来到日本东京。隔着时间的长河，他重又见到了妹妹汉娜的特殊遗物：一只手提箱。这只当年汉娜遗留在火车站台上的手提箱，历经漫漫长路，辗转出现在东京一家浩劫教育中心的展馆上。
　　这是一个叫石岗史子的年轻女子，不远万里从波兰的奥斯维辛借来的珍贵文物。史子是这个展馆的负责人，她觉得这场欧洲历史上的浩劫，虽然发生在半个世纪前，也远在半个地球外，但是这样的教育对日本孩子是重要的，这能使他们学会种族宽容，在心里栽下和平的种子。
　　乔治，汉娜的哥哥，在见到妹妹当年的手提箱时，忍不住泪流满面。然而他很快镇定下来，他知道，此刻，面对睁着好奇眼睛的日本孩子，最恰切的表达是：告诉这些幸福生活里长大的孩子，他从苦难经历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价值是———宽容、尊重和同情。他相信，这也是汉娜要告诉大家的。
　　
　　“生存，即屈从。”这是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阐述的、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以及所有在野蛮暴政下忍吞了无数灾难的人们的生存法则。
　　凯尔泰斯也是一位犹太幸存者。他的小说处女作《无命运的人生》取材于他少年时代在集中营的经历。主人公以单纯之心屈辱求生：将被捕当作“捉迷藏”游戏；将空袭欣赏为“圣诞树上的彩灯”；将集中营内的绞刑理解为“对违反游戏规则者的处罚”……
　　德国思想家阿多诺有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酷的。凯尔泰斯将这句话解读为：奥斯维辛之后，只能写奥斯维辛的诗。
　　肯定还有不同的解读。然而，哪一种解读，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特莱津，在奥斯维辛，在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区和集中营，每个孩子都是诗人。曾经生活在特莱津的15000名犹太孩子，他们的诗歌，被幸存的犹太艺术家们谱成了歌曲，配合朗诵，成了今天的合唱组歌《我再也没有见到另一只蝴蝶》：
　　
　　那一只，就是那一只，
　　那么丰富、明亮、耀眼的黄色，
　　或许，那是太阳金色的泪水
　　滴在白色的石头上……
　　
　　那样、那样的一种金黄
　　轻盈得翩然直上。
　　它离去了，我相信，这是因为
　　它自己要告别这个世界。
　　
　　我在这里住了七个星期，
　　被囚禁在这个集中营。
　　可我已经发现，这里有我喜爱的东西。
　　蒲公英在招呼着我
　　还有院子里开着白花的栗树枝条。
　　只是，我再也没见到另一只蝴蝶。
　　
　　那只蝴蝶，是最后的一只。
　　蝴蝶不住在这里，
　　不住在集中营。
　　
　　这个写诗的年轻人叫巴维尔·弗里德曼，出生在布拉格。进特莱津集中营时刚满21岁。两年后被杀死在奥斯维辛。这首诗谱成曲后，特莱津的孩子们都会唱。它成了艰难岁月里，平复孩子们心灵的精神之歌。他们坚信，善和恶不总是站在一个平台上。
　　特莱津的孩子们，还自己办杂志，利用难得的废纸板画画，这些儿童诗、画和杂志，历经曲折，被幸存者们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下来。
　　陶希格，当年特莱津铁匠铺的一个犹太孩子。因为父亲会打马掌，而特莱津的运作一天也离不开马车。陶希格便成为父亲的帮手，有幸活下来。战争结束，他将偷偷藏在煤堆下的《先锋》杂志，连同他和父亲的物品装在马车上，拉回了布拉格。
　　这是一份由孩子们自己设计、自己创作的手工杂志。在艾辛格教授的指导下（每次他们上课，总有孩子守候在小窗口望风，以防冲锋队的突然袭击），他们坚持一周一期地“出版”。每一期，都有孩子们写的诗歌和文章，还有人物专栏“我们中间的一个”。
　　有个孩子在杂志上写道：“当世界上别的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房间，我们只有‘30厘米×70厘米’的一个床位；别的孩子有自由，我们却生活得像是被锁链拴住的狗；当他们的衣柜里塞满了玩具的时候，我们在争取让自己的床头有一小块遮蔽的空间；你要知道，我们只是孩子，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或许，我们更成熟一些（这要感谢特莱津），可是，我们也是一样的平常孩子。”
　　陶希格后来找到了乔治·布兰迪，汉娜的哥哥———也是艾辛格教授带领的特莱津L417宿舍“孩子共和国”的一员。他把收藏的一大摞《先锋》杂志移交给了乔治。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当年特莱津孩子们的特殊童年，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以几种文字正式出版。出版时，乔治·布兰迪和几个幸存者，用了这样一句话作为书名：我们也是一样的平常孩子。
　　还有很多的画，也被幸存者从板壁中、阁楼里、地底下陆续找出来。而这些画的主人，绝大多数死在了奥斯维辛毒气室。
　　多年以后，面对这些画作，捷克总统哈维尔说：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我不止一次地面对这些由特莱津孩子们提供的、关于他们的经历、渴望和梦想的证明。他们把我带回那个时代，我们的国家被纳粹占领、世界在战争之中。我作为一个小男孩，遇到了恐惧、羞耻和挑战。这些画也在唤醒我，那些我或许是无能为力的事情，却使我确实感到羞愧。事实是，我的犹太人同学们被赶出了学校，他们被迫在外套上佩戴区别于他人的六角星，他们被遣送集中营。最后，我活了下来，而那些和我一样的孩子们，却没有能够幸存。
　　
　　没有能够幸存的孩子们的诗和歌、画和文，却一代代在流传。
　　我在翻读“二战”期间犹太人的命运故事时，总是情不自禁被这个民族的艺术气质和精神力量所打动。犹太民族是一个爱书的民族。在传统的犹太家庭里，有一个世代相传的规定：书橱只可放在床头，不可放在床尾。因为书是神圣的，绝对不能对书本有所不敬。当年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将这片国土上的大多数犹太人送往特莱津时，他们的身后，有778000册珍贵书籍、603架钢琴，被运往德国。对知识的尊重，对艺术的热爱，已成为这个民族信仰的一部分。
　　你了解了这个民族，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幸存者们要倾尽全力保护那些画、那些诗、那些日记和杂志；你也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历史学家西蒙·都布诺在离开里加（Riga）的犹太人区时这样呼吁：“兄弟们，写下你的一切所见所闻吧，把一切都记录下来！”
   
　　曾经给一本杂志的小读者写过一句话：“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我们，都是幸存者！想想去往天堂里的孩子，我们应当庆幸：我们有书读———我们要珍惜。”
　　在百度上搜索“我们都是幸存者”，相关网页数以万计。有位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
　　“汶川大地震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也让我们觉醒了很多。如果真的没有人知道灾难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降临，而它又注定要降临，那么那些不幸的罹难者，只是我们的替身而已———因为他们被灾难选中，所以我们还活着。”
　　没错，那些不幸的罹难者，只是我们的替身而已。我们都是幸存者。而那些拿起笔来、那些倾尽全力将灾难中的资料保存下来的幸存者，更值得敬重。因为他们，我们才不至于遗忘。
　　“你知道我为什么写这么多吗？因为只要你在阅读，我们就在一起。”
　　1941年4月24日，姐姐瑞泽尔·冈卡兹，对身在集中营的妹妹莎拉·冈卡兹这样写道。半个多世纪后，这些珍贵的书信，被莎拉·冈卡兹的女儿写成了一本书：《莎拉的礼物———母亲经历过的大屠杀岁月》。莎拉·冈卡兹，出生在波兰的又一个集中营幸存者。而她之所以能幸免于难，归功于她收到的家人和朋友写来的一封封信。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