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是北京人

王培洁

    人类学家和地球生物学家认为，人已经有几十万年或几百万年的生存史。而在这之前则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古来中国私塾教学有《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三个开蒙教材，俗称三本小书。《千字文》，第一句就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几个字，谁都能讲说两句，虽有出入，却不离大义。

   人终于知道了自己是在一个叫做地球的地方。当然，地球也是人给起的名字。

   地球是一个很大的去处，为了方便找到自己和方便叙述自己所在的方位和与这方位相关的许多事情，人就开始在地表上南北东西地虚设出了不少的线，给这线起个名，就管南北向的叫纬线，北纬南纬；东西向的叫经线，东经西经。于是，当然还是虚设的，地球表面上就有了许多的线的交点和这线围出的方块，人就开始拿这些交点和这些方块说话了。

   大约北纬39度，东经114度的两线交点的这个地方有个城市，叫北京。于是在这个点上，就有了北京的千年地志、千年人事、千年风物、千年文化，就有了北京的古今往来，就有了我们口传和笔记的许许多多用“北京”两字冠领的历史储存与当今信息。

   不用说，北京在最早的时候一定也曾“玄黄”与“洪荒”。一切的繁荣与辉煌，一切的张扬与进步，都是一个接一个的后来的积累与接续。

   一个叫安特生的瑞典人，1914到1924年这段时间，在中国的北洋政府做了10年的农商部矿政顾问。安特生懂得地质，又是个考古学家和探险家。1918年春天，为了探寻早就期望的中国“龙骨”，他跑到北京西南一个叫周口店的地方，在那里停滞了两天。在这两天时间里，他发现了一处含有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又过了几年，在1921年和1923年时，安特生和奥地利、美国的古生物学家在周口店又接连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

   1926年秋天，在当时由北京地质研究会、自然历史学会和协和医院联合举行的瑞典皇太子来访的欢迎会上，还是这个瑞典人，用文字资料的形式，叙述了他在周口店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的事情。

   安特生的发现一下子为人所关注。在1927年对周口店进行的大规模发掘中，又一颗古人类下恒臼齿破土而出。据信牙齿的主人曾生活在距今50万年前，怎样称呼这个遥远的又不知姓名的主人，又怎样称呼同样遥远和不知名的那样的一群人呢？就管他叫了“中国猿人北京种”。但是从那个时候直到这个时候，有多少人又有几回认真地去称呼过“中国猿人北京种”？大家都管他叫“北京人”。甚至在人类考古的学术表述中，“北京人”也早就成了一种官称。

   如果“北京人”他们真是生活在50万年前，那时候北京一定是还没有被叫作北京。北京这个地方还曾有过一些其他叫法，但是命名“北京人”的那年那月，这个地方正在叫着北京。

   新科学手段推断，“北京人”生存与劳作的年代远远不是距今50万年，这个数字应该是300万。但这还是个未公开确认和发表的研究成果，所以我们不妨就认为它是50万。

   50万年以前生活在这里的人没有称谓，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北京人”，是后人给50万年前的人命了名。

   猿人就是人，是人这个物种在地面上从有到无———尽管谁还都说不出“无”在何年何月———的一种过程和一个段落。这样，“中国猿人北京种”就成了中国的北京人。我们同样也是说不出在这个“北京人”之前曾经有过怎样的北京人。于是这个和这样一群有幸被如此命名的早先人，就成了中国的第一个和第一批的北京人。

   繁荣、辉煌、张扬、进步，人这个物种学会了纪年。

   纪元到了1978年。这一年的年末，有一个挺重要的会在北京召开了，这个会形成了强大的权威和有效的指导，于是，许多的事情结束了，许多的事情发生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北京在改变着面貌。

   赵钱孙李，男女老少，被称为外地人的非北京人成千成万地涌了进来，北京膨胀了。他们涌了进来，不分成分，不分贵贱，不分文化程度，也不分社会教养。不知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在跑来北京之前有过成熟的思量与分析，有过理性的思考和比较。有，少，甚或可以相信没有。押宝赌注撞大运,是跟流涌进，企图改变命运人的通常心理。他们只理想，不盘算，或者来不及盘算，起码来不及仔细地盘算。历史常常不允许慢条斯理，甚至拒绝智慧和冷静。总之，他们都把北京看成了必能发财和必有发展的一方福乡宝地。这让我们想起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候出现的黑人淘金热以及前世纪末上世纪初大批穷困潦倒的中国人背井离乡跑到东南亚甚至更远地方去谋取生存的历史情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身在其中，身在当时，也许掂掇不出这其中历史的质感与分量。那些涌进来的赵钱孙李和男女老少，他们不知道，他们实际已成为新一批的淘金者和漂洋过海人，只不过这个历史条件中的这些人选择了北京。

   一年两年开始，十年二十年下来，北京这方寸之地到底聚集了和聚集过多少被称为“外地人”的非北京人。许多人，来过，又走了，因为北京并不“水草丰美、天腴地富”，并不是一个想发财就能发财，想发展就有发展的福乡宝地。又有许多人，来了，头破血流就头破血流地呆了下来，置产兴业，又衍生了后代，因为北京到底还是“水草丰美、天腴地富”，到底还是能够供给更多的发财与发展的机会，只是看你做什么和怎样做。

   这些“头破血流就头破血流”地呆了下来的外地人，有些自然演化出了他们自己的部落。他们不叫部落，叫村，叫浙江村，叫新疆村……这些村不是行政管理的记号，而是一种非正规的口头的约定俗成。他们做买做卖，操着从遥远地方带来的乡色乡音，不计较，也无力计较蔑视与轻贱的对待，顽强地生存着。一些人生存着，挣扎着……也有一些人生存着，挣扎着跻身于高智商人群聚集的阵地，一座又一座新款的摩天大楼，科技的、学术的、文化的、商务的，他们也常常是那里的重砣或主宰。

   又买房子又买车，北京人有钱。从北京之外看北京，有了这样的结论。

   在北京外城古旧的居民区里———需要说一句，是外城，不是城外。北京城前三门一线以南直至南二环路和东西二环南段以里这个范围被称作外城。旧京时皆为城里地域———清晨时，仍可以看见老胡同和老街巷的宅院门前或院里，有上了年纪的女者或男者，显有信心地扇动着手里的芭蕉扇。芭蕉扇又俗叫蒲扇，是胡同中的北京人家家必有的夏季取凉用物，但他们不是揽风纳凉，而是把扇子扇向火炉的脐孔，朝刚刚点燃的炉中柴物送进新鲜空气。于是，青烟，有时候是黑烟便从扣置在炉体上端的拔火罐中向上飘扬而出———小烟筒不叫小烟筒，叫拔火罐———胡同民居的这种景象，与半个世纪前此类北京旧观并无二致。他们是北京人，这样的北京人，这样生活着的北京人不是个别，而是普遍；不是很少，甚或很多。半张床单摊在路边，上面摆些鞋垫别针松紧带，常常就是这些人。又买房子又买车的北京人里没有他们。

   他们没买房子没买车，他们是北京人吗，他们叫北京人吗？

   北京城周围以至城围以内，在以时髦的洋音洋意和从故典中抠出来的略带北京遗存意味的单词简语冠名的新的市民居住生活区里，装饰考究甚或奢华的居所以及停满院中和地下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各色牌号的家用轿车，它们的主人，有多少曾是那种每日清晨一边揉着烟熏的眼睛，一边用芭蕉扇向煤球炉里输送新鲜空气的北京人呢？他们多是在这20余年的时间里，从东北西北，从东南西南，从山东、从山西、从湖北、从四川、从甘肃、从内蒙，从广东、从广西……甚至是从海外直接奔来北京的“外地人”。

   北京人有钱，又买房子又买车。这些外地人，他们在北京，他们又买房子又买车，他们是北京人吗，他们叫北京人吗？

   漂亮的轻音乐般的四合院，早被改造成了流氓打击乐样的露天地道。很多住民，时间的和空间的周口店距离他们太过遥远，他们不知道。但他们说得出，本家本姓几百年就定居于此，世代未离寸地。升煤球炉子做饭取暖，铺地摊小卖度日谋生，他们的祖先在哪里？

   公元1644年，这一年，北京翻了一个天。

   陕西米脂出身的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政权，国号“大顺”。

   “大顺”的建立是公元1644年之初，中国旧历记载是明崇祯十七年正月。

   紧跟着，李自成带着他的农民军蜂入北京城，把崇祯皇帝逼得“叫了吴承恩”，跑到煤山上了吊。景山那时叫煤山。

   北京这个地方是前朝京华，不能没有人管。北面的满族大清国早就在期待着一个机会入主中原。这时候明军总兵吴三桂打开了他镇守的山海关大门，把18万金戈铁马的大清国八旗子弟让进关内，进京后又率军东征的李自成被强悍的八旗兵马逼回紫禁城。骤雨不终朝，飙风不逾夕，农民军进京，飙风骤雨，来也急去也急，李自成武英殿匆匆称帝，翌日便退出北京，万般无奈地演了一回17世纪的“走麦城”。景物事物人物，这是中国史书上十分精彩的一页，这个历史，一直有人在说，一直有人在写，几百年没有写完，也没有说够。

   宏伟庞繁的甲申记事寥寥几笔带过，只是想说一句话，这一年，热热闹闹改朝换代，大清国又军又民，连人带马地开进了北京，大清朝代替了大明朝。李自成这一年三月十八日攻进北京，四月三十日退出，连来带去43天。八旗人马直至最后，在北京风光了几近270年。

   说满族八旗子弟在北京风光了270年，是指以北京为帝都的大清国政权存续了267年。但公元1911年以后，在北京的满清后裔并没有像270年前他们的宗祖轰轰烈烈进京那样，轰轰烈烈退出北京。在约300年的时间里，在北京立命安身，蓄家建业，他们让北京染上了不可剥脱的满族文化色彩。

   北京的语言，早就形成被叫做北京话的音色特征。东西南北，北京的四周是河北地界，河北人说话当然是河北特色。再由此向周边八方十六面辐射开去，山西山东河南、辽宁吉林内蒙，距离北京越远，语音特征差距越显。就是与北京咫尺之遥的天津卫，语音也完全是另种特色。

   但是，一个特例出现了——也许不是出现，而是从来就存在着，出现不过只是发现。也许又不是发现，早就为人所知，发现不过只是说出———在一个离开北京更远的地方，向北过了哈尔滨，过了齐齐哈尔，过了乌兰浩特，到了大兴安岭北端，到了海拉尔，到了满洲里，到了漠河，到了那里，到了那个地方，与当地人对话，可以听到不掺假的京韵京腔。如果不用看只用听，或会以为谈话的去处是北京的哪条老街老巷老胡同。于是，或许，就有了一个疑问，离开北京那么远的地方，京味何来？

   远离北京的海拉尔、满洲里这些地方，曾是中国古老的女真族人的繁衍生息地，在这个地方听到的“北京话”，实在应该是满族人语调语音的传袭。有清一季267年，满族文化无法抵抗强大的汉民族文化的浸染，满族文化同时也在另一种同样强大的行政力量的作用中，顽强地渗透和融进了北京文化，变成了北京文化的一部分，变成了这就是北京文化，甚至变成了这才是北京文化。现在可以听到的北京话的音色与音调，根源应在大北面。那么，会说北京话的北京人到底应是哪里人？

没有明朝时的声音资料，更没有朱明王朝的活人犹在于今。那时候的北京人怎样说话，可以去翻看文字留存，但真人真音却已永不可知。清季以后的近一百年来，在北京满民族中，旗丁贵族、遗老遗少，他们都在复习和延续着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满汉特色相渗相融的老北京文化，复习和延续着有清以来的各种的行为方法和格式。从清朝走出来，走过来，他们生存着，生活着，他们让我们看见了清朝人的样子，听见了清朝人的声音。

   北京的这种文化，在进京的满族人与北京之间，应该是谁供养了谁，是谁成全了谁。

   尘封了的文化的最宽宏的载体是文字，现实的文化的载体不应只是文字，更应是现存的人。但是作为北京文化载体的这样的北京人群体，他们当中那样宏大的一部分却是360多年前逼走李自成，向北京大举军政移民的八旗后裔。这样的人，旗人，满族人，他们是北京人吗，他们叫北京人吗？

   历史不逆行，不重走，不回头。后人感叹历史的一次性便常作假设。假设360多年前李自成的大顺朝坐定北京，出朝施政、理国治民地又坐大北京，这样下来，大顺朝可能100年，可能200年，可能300年。那么，那个大清朝跟北京也就毫不相干、从无瓜连，对于八旗和满人“他们是北京人吗，他们叫北京人吗”的提问也就变得毫无意义。而现在，这样的“毫无意义”就嫁向了假设成真的米脂出身的李自成和他的陕西河南以及湖北的农民军及至后裔。他们在北京只呆了几十天，连同他们衍生的后来人，怎样说他们是北京人，怎样叫他们北京人。

   安徽凤阳出身的朱元璋坐定石头城，虎踞龙盘地当了皇帝，就给新朝起名叫明。紧跟着北上攻陷大都，灭了元朝，把大都改叫了北平府。大都也好，北平府也好，说的都是北京。

   朱元璋打下了北京，又跑回南京垄断朝纲。北京当然不能扔，交给了四皇子燕王朱棣去打理。于是朱棣在洪武十三年进入北京。

   未及究查朱棣出身何处，但可断定不是北京。不是北京籍贯的朱棣把北京管了起来。后来朱元璋一死，朱棣不甘心晚一辈的朱允炆当皇上，就发难“清君侧”，靖难扫碑，战争打了四年，把侄皇上赶得抱头鼠窜，至今不知去向。

   朱棣自己当了皇上，明史上有了“永乐”纪年。这一年朱棣把北平改叫了北京。

朱元璋跟元朝打了十好几年的仗，河北河南陕西山东、湖北湖南安徽江苏，黄河长江流域大片地域常年战事并天灾，早就赤地千里，经济凋残，又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增户辟野是中原当时的当务之急，朱元璋集贤纳谏，于是就有了从洪武年间开始的半个多世纪之久有计划的政府行为———大移民。

   山西洪洞有个“大槐树处”。小小去处，以有不寻常的移民史而为人所知。明初移民，这个地方是最大的移民供源地。

   朱棣当了皇上，继续政府移民，晋南地方“大槐树处”的山西人仍被强行输送外省各处。

   北京是朱棣的藩地，这地方有多好多重要，朱棣心里最有数。当了皇上，朱棣就筹备把京都搬到北京。于是就改城池造皇宫，开始按照京华规矩营造北京。为丰富和繁荣京畿，更从山西洪洞向北京大举迁动移民。从洪武到永乐，山西向北京移民总共18回，其中8回在永乐年间。朱棣的8回山西移民，其中5回，史料皆有向北京移民的明确记载。于是，在北京居民的结构中，山西人比例显增。现今北京门头沟有个爨底下村，在交通未开的当初，那里是从山西进入北京的要地。据说全村全貌全是明清遗存，村民就是当初经由此处时留居于此的山西移民的后裔。

   一代又一代，几百年的生存教化，山西移民可能不会去有意追寻本身的山西出身，可能不会去特别地强调早就淡远了的山西人的习惯与性情。他们早就让人看作了北京人，他们早就是了北京人。但是，他们是北京人，却实实在在地，他们就是与明初大移民时期迁入北京的山西人有着亲族的关连和血缘的承袭。这又要让我们问上一句，他们真是北京人吗，他们能叫北京人吗？

   朱棣在位22载，紫禁城造了14年。皇宫造就，朱棣迁都。自此以后，明清两季500年，500年后又如今，紫禁城成了北京的绝对符号。

   造了北京绝对符号的朱棣，他不是北京人，不叫北京人。

   处宫闱统领万民，居北京呼号天下，先是明朝后又清，政府把它沉冗庞大的官场机构带了进来。皇上不是北京人，权重位高的文武官僚，翻遍他们的档案，也不见北京出身。都不是北京人，却盘踞在紫禁城中，辖制了青天海内。

当然，明清距离我们或许稍远了些。

   30年代的京派文人，胡适、林语堂、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等等，还有不少，他们没有一个是北京土著，没有一个不是外来入京。后来的诸如老舍、启功、侯宝林等等北京的文化名家，都是入关满人后裔。

   一个邓友梅，一个刘心武，两个当代作家，因他们的京味作品而为人所知。他们凭着什么写出那样的东西？土生土长，他们应该是地道的北京人。邓友梅揣着鼻《烟壶》满北京地《寻访画儿韩》，但是50年代以前并没有在北京生活过，完整一个山东“小力巴”。刘心武好像是从打懂事起就住在北京《钟鼓楼》下，竟也是从四川过来的“外江”。

   说及北京的文化，无法离开这样一些人。这样的京味文人，多得一时难说全。他们演绎的北京性情和北京故事，让他们一辈子和北京撕不开又拽不断，但怎么判定他们是北京人，怎样叫他们北京人？

   一个《红楼梦》，里面全在说北京，古今小说中最叫有名。往低了说，《红楼梦》是北京文化的代表和脸面。《红楼梦》有地位，作者叫做曹雪芹，也就跟着有了名。曹雪芹在北京有地有房又有人，最后又居于北京殁于北京，曹雪芹给北京争了脸，说曹雪芹不是北京人，情理难通，北京大哗，“红学”人也要大哗。但是，曹雪芹曾、祖、父三代受了朝廷宠遇，世袭江宁织造60余年，曹雪芹南京生人，长在南京。认真争辩一下，曹雪芹不是北京人，曹雪芹不叫北京人。

   有个剧种称京剧，大家管它叫国粹，叫国粹却是北京标志。北京标志其实不是北京的东西，原是来自安徽和湖北。简单地说，徽班艺人把徽剧带到北京，融合了秦腔和昆曲，就叫了京剧。皮黄唱腔最终又是湖北的汉调。叶、谭、梅是京剧界的三大世家，家籍却是安徽、湖北和江苏，无一北京。叶、谭、梅三门传人，从清乃今，一代又一代，在北京梨园红满天，根子却全不在北京。他们是北京人吗，他们叫北京人吗？京腔京韵枉多情。

   玉堂春、陈圆圆、赛金花、筱凤仙，在北京的红粉场上和烟柳巷中，这是几个出息了的青楼女子，把她们所在当时的北京都算是好好地折腾过一回，都是北京的啼笑明星，竟也无一不是初为落荒逃难求发展而万里千里上北京。

   北京什么人全都没有了，北京变成了不知是什么人的北京。

   找不出到底谁是北京人。

   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草原，经过多少回的打杀与廷争，50多年后这份功业传到了忽必烈。这个忽必烈不愿呆在草原，遴工选匠造大都，把他的统治集团连人连马带进北京。蒙古草原上几十年攻掠伐戮，早有契丹、女真等族人定居在北京。这时候更有大量蒙古人进京，与契丹、女真和汉人混杂而居。元朝中期，蒙古族人更因天灾人祸而屡屡南下，进入京畿。契丹族没有了，女真族也没有了，但契丹人没有断后，女真人也没有绝种。没有断绝，人到哪里去了，他们融进了汉人和蒙古人之中，同声同气，衍衍生生。这些人的子子孙孙们，现在就在北京，但他们是北京人吗，他们能叫北京人吗？

   回纥族部落9世纪西迁到新疆，与当地各族融合形成另一民族，叫维吾尔。元朝时候，维吾尔叫作畏吾儿，这一族人与蒙古人千丝万缕相关联，就多有来京为元廷奉仕，做元廷的属民。畏吾儿人到了北京，就聚居于大都西北隅，长久下来，便有了地名指代，叫做畏吾村。北京西北方面有个魏公村，按常例应是因某个魏姓贤哲而得名，但却是年深日久叫白了的畏吾村。80年代以来，新时期移民辐辏京华，各类各色，盘根错节。维吾尔人万里迢迢跑到北京，别处不去，一头就扎进魏公村，让魏公村在北京成了“新疆村”的别称。无论怎样猜想和求证，这都不是没头没脑和无缘无由。那么，元朝时候的畏吾村人和现今他们的传人，以及新时期以来已在这里20余年安身立命，继又因在这种安身立命的传香续火中睁眼就已在北京的新的维族人，他们是北京人吗，他们叫北京人吗？

   到底什么是北京人，到底谁是北京人？

   全聚德是烤鸭的经典品牌，东来顺是羊肉火锅的知名字号，在饮食文化上，全都让“北京”这两个字出尽了风头，挣足了脸。但是全聚德和东来顺的开山老板却都是当初上北京来谋生———现在叫来京务工———的山东人。北京风味就是山东风味，北京菜就是山东菜，绝非空穴来风。

   何止是东来顺，何止是全聚德，像山西人在北京造就了票号文化一样，北京有八大“楼”饭庄，北京有八大“祥”商号，全是因为有了山东人。

   朝阳区有个“北京繁星学校”，学生多在七八岁。访问中问到父母情况，才知全是外省来京务工者的子女。这些女孩和男孩，操用的是北京的学生语，北京的儿童腔。父母来京闯天下，让他们早就习惯了北京，他们对家乡印象模糊，没有一个愿意回原籍。更有许多就是北京生人，长在北京。对家乡他们没有挂碍，原籍也早就毫无意义。一样地学算术，一样地念外语，一样地上体操，一样地做游戏。他们是哪儿的人，他们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流向北京的移民的支派和衍生。他们怎是北京人，他们怎叫北京人？

   北京人没有找到，我们不知道上哪里去寻访，不知到底谁是北京人。

   只好再回周口店，“北京人”原本就应在那里。

   除了大叫大喊，没有通信。除了直立行走，没有交通手段。“北京人”那时候的北京人，钻木取火，进洞为家，没有迁徙的手段与需要。50万年前的“北京人”应该是最正宗最土著的北京人。我们找到了北京人，我们可以安慰自己了，尽管又回到了原始处。

   但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史证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一批“北京人”，他们也不是土生土长。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们是从北京之外迁徙而来。

   现在常年受到干旱侵害和日感沙化威胁的北京，50万年前却是水草丰美、地富天腴。“北京人”是从活不下去了的远方的一个什么地方投奔到了这个泽润之国。他们生生息息在这里，成千上万年地过下来，无意中成了“北京人”。

   80年代的新的迁徙者，他们不用“大槐树处”的行政驱使和号集，也不是烽烟战马、水火刀枪地挺进。他们当然也有行动，是更加铺天盖地的行动，是火车加汽车，是飞机并舟船，一夜间和转眼间就改变了他们在地位的经纬度，把他们定位在了北京。于是他们成了最近最大规模的最新一波的外来移民。

   他们涌到北京，当然不是要上周口店“北京人”呆过的那个地方去钻木取火和进洞为家，但心理与生理上却与“北京人”有着同样的渴求，那就是存活，那就是要更好一些地存活。这一点，50万年以前之彼和50万年以后之此并无本质区别。前者没有向后者传授，后者没有向前者学习。50万前的那一些人和50万年后的这一些人，他们没有过商说，没有过表决，却惊人相似的做了同一件事。

   不知还需不需要50万年，让那时候的古人类学家和地球生物学家再把这样一种人，这样一批人命名成“北京人”。

责任编辑   孟亚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