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说一句话，动了动脚步，把门关了。

   陶志强惊诧莫名。很显然，里面并没有别的人，而且她肯定是病了，病得很糟糕。既然这样，她为什么招呼也不打就把门关上了呢？这几天来，难道她一直把自己锁在屋里的吗？陶志强觉得事态严重，再次来到门边，大声叫“三妹”。

   三妹并没离开，靠在门板上喘息。她本来是不能起来的，她甚至想过就那么躺在床上死去，去追随她的丈夫和儿子……可是，打门声将她拉回到现实中来，“一定是何开勋来了。”她迷迷糊糊地想，恐惧再一次压倒了她。这种恐惧感并非与生俱来，三妹是一个简单的人，简单的渴望，简单的幸福，她以为这种简单足以支撑自己活一辈子，没想到一个人的命运，不仅掌握在神的手上，也掌握在人的手上。当丈夫和儿子冤屈地死去，恐惧就像影子一样跟踪她；当她流落到大河奔流阳光明媚的沙湾镇，那种梦境当中的恐惧感，不但没有消失，还变得如此的坚锐，如此的抓心。也就是说，她现在的恐惧感，再不是梦境中的，而是她的血液，她的骨头。

   陶志强叫了她无数声，三妹才在里面说话了：“陶叔叔，你走吧，赶快走！”

   毫无疑问，三妹真的遇到了事情，否则，她有什么理由以这样的口气跟陶志强说话？但与此同时，陶志强也很愧疚，他在想，上次来，三妹是不是已经看出了他的企图？黑暗和秋风之中，他的脸红了，接着涌起无尽的伤感，觉得人这一生，往上走是难的，往下滑就太简单了，一个不洁的念头，就把自己多年的经营给毁了。可他这次来是堂堂正正的，如果不给三妹说清楚，还真把他当成“那种人”了。他说：“三妹，你把门打开，我不是来做那种事的。”

   里面毫无声息。

   陶志强站了许久，说了许许多多的话。由于激动，他把不想说也不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虽然语无伦次，但大体意思是清楚的。他表明自己早就听人说三妹在做肉体生意，但他啥时候上过她的门呢？他几天前到这里来，真的是路过，而不是有什么非分之想。他说了这些话，立刻感觉到自己的不诚实，并为此感到恶心，因而他停下来了。

   里面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镇医院的医生被陶志强请来之后，却打不开门，陶志强又急急慌慌地跑到派出所，求警察帮忙。晚上，派出所里只有一个警察值班，是个30岁左右的壮汉子，陶志强叫他小卫。小卫问明了原委，有些犹豫了。他知道，说三妹在卖淫，完全是谣传，事实上三妹是被何副镇长霸占着。他说陶叔叔，你怎么知道她晕倒了？陶志强说我听里面的声音，叫她也叫不答应。这下小卫更不敢动，他并不知道何开勋上县里去了，心想要是何副镇长在那屋子里，他不是自个儿往墙上撞吗？他说：“陶叔叔，不好意思啊，你看我只有一个人，抽不开身啊，要是哪里出了杀人放火的案子，人家打电话来没人接警，那我就是犯罪了。”陶志强急得直跳，但他在机关呆了那么多年，学会的最主要的原则，就是遵守秩序。他认为小卫的道理比他的道理硬。他说小卫，你有啥工具能借我用一下吗？工具当然有，但小卫想同样不能借，派出所的东西，何副镇长一看就看出来了，一旦知道是他借出去的，跟他亲自去将门打开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说：“陶叔叔，我这里连一把铁锤也没有。”想了一下又说：“荒地里那么多石头，你为啥不捡块石头把门砸开？”陶志强如梦初醒，道了声谢，慌手慌脚地跑了。小卫看着他被昏黄的街灯吞没，心里很难受。他觉得自己这警察做得窝囊，做得太不像一个警察。按理，捡石头砸门的办法他都是不该提示的，但如果那样，他就觉得自己的良心真是被狗吃尽了。

   陶志强耽搁得太久，天气又冷，被他请来的医生已经离开了。那本来就是一个自己也有病的老医生。陶志强不再去多想了，他照小卫的指点，去荒地里找石头。只要把门砸开，他就可以把三妹背到医院里去。荒地和红瓦房之间，有一个两米高的塄坎，陶志强跳下去的时候，刚好踩在一块石头上，虽没被崴脚，可脚踝上的那股筋显然拉伤了，发出钻心的疼痛。他揉了揉，将那块足有二三十斤重的石头从泥土里摇出来，抱着爬上了坎。砸门之前，他先敲了一阵，确信里面没有应声，他才将石头举起来了。

   门并不结实，只两下就被砸开。

   三妹黑乎乎地蜷曲在门边。

   陶志强用手探了一下她的鼻息。还活着。陶志强让她平躺着，使力掐她的人中。掐了不过半分钟，三妹就发出呻吟声。陶志强说三妹，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来，我背你去医院。

   他把三妹往背上捞的时候，三妹的神志有些清醒了。她坚决不肯去医院。“陶叔叔，谢谢你。”她以微弱的声音说。话音未毕，她像突然看见鬼影似的，猛地吊住了陶志强的脖子，“陶叔叔，我怕，我怕……”她把陶志强吊得那么紧，连呼吸也感到困难。那一刻，陶志强越发感觉到，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身上，说不定隐藏着某种神秘的命运。他有一种搂着女儿的感觉。

   他说：“三妹你放心，我不会丢下你不管。”

 

   第二天一早，通宵未眠的陶志强就打算去县城了。走之前，他对三妹说：“如果我办得顺利，很快就会回来；要是不顺，就可能呆些日子。你身体好转过后，就把豆腐店开起来，免得招人谈论和猜疑。最重要的是，你要先把他稳住。”三妹一一应承下来。她真想抱住面前的这个好人大哭一场，但是，此时的她精神已经稳定，她觉得自己实在没有资格这样做。

   码头在镇西三河交界处，陶志强没带任何行李，反背着手，做出散步的样子朝码头方向走去。街道上早起的人给他打招呼，他都只是模糊地应，连头也没动一下。他的内心正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脚下沉厚光亮的石板街也飘忽起来。别看是清晨，天才蒙蒙亮，码头上的人却非常多，射灯的强光打在人的脸上，给人一种被梦境缠住的感觉。汽船很大，两层楼高，汽笛拉响的几分钟之后，码头空了，人都被装进了这个漂浮在水上的匣子里。陶志强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蜂巢，只听见嗡嗡嗡的声音，还有马达单调的鸣响。这些声音代表了所有的意义，又什么意义也不代表。陶志强不跟任何人说话，邻近的座位上也没有他特别相熟的人，他很方便地就被自己的思想控制了。他要去做的事情，真是可以做的吗？昨夜之前，他是不敢想象的，仅仅过了一个晚上，甚至只有半个晚上，他就能把以前的所有东西砸碎，走向自己的反面吗？他为此深感痛苦。船窗外的青山绿水和白身如云的水鸟，一律向后飞翔，陶志强也想回到以前的生活状态和心境中去，但是，他坐上了这条船，被波浪推涌着，他好像已经不能回去了。

   上岸后，陶志强想了想，就招了辆三轮车，去找小儿子陶家。陶家是一所中学的教师，上午的课上完了，刚好回来。见到突然到来的父亲，他很惊讶，同时高高兴兴地把父亲让进屋，倒上开水，问父亲是刚到还是从大哥二哥家来。陶志强说刚到。陶家在父亲对面坐下来，有些忐忑不安。陶志强说：“家儿，我想跟你商量件事。”陶家最怕的，就是父亲跟他商量事。父亲是退休的人了，有什么事好商量的呢？说来说去，还不就是他续弦的事。父亲续弦，就牵涉到沙湾镇的那幢房子，而那幢房子是大哥二哥心头的肉，他本人并不想沾那幢房子的光，觉得父亲可怜，想对父亲好，可是，他对父亲好了，大哥二哥一定认为他是希望将来独占遗产，他承受不住被两个哥哥蔑视和挤压的重负，因此被迫对父亲冷漠。这让他非常痛苦。忧郁又罩住了他的脸，他说爸，你为啥不去找大哥二哥商量呢？陶志强点上了一支烟，垂着眼帘慢慢吸。一支烟吸得差不多了，他才说：“家儿，爸爸有话，就不能跟你谈谈吗？”

   陶家像女孩子似的低头抠着手指甲，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对陶家而言，单纯和快乐曾经构成他的全部精神生活，母亲的去世只是让他短暂地产生了对生命的疑惑，却没能动摇他精神生活的根基。是大哥摧毁了他。有一次，陶科把他召到家里去（他到的时候，二哥陶学早已坐在里屋的沙发上了），郑重其事地关上门，不准嫂子和侄儿进来吵闹。然后，大哥抽出一支中华烟，自顾自地点了，才问：“三弟最近过得咋样？”陶家说反正是那样。大哥沉着脸，在屋子里转圈。说真的，兄弟做了这么多年，陶家今天才第一次这么认真地审视自己的大哥。大哥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威严的？大哥的皮肤有些发黄，额头之下有一个弯曲的弧度，眼睛虽小，却亮得灼人，下巴刮得泛着逼人的青光。陶家突然觉得有些怕大哥，心想大哥把他请来，决不会只是问他过得咋样了，而是有更严肃的话要谈。陶家最害怕的，就是“严肃”，他的全部严肃都是蓄含在单纯和快乐之中的，“严肃”一旦做成了形式，本质上就不再严肃了，就成吓人的东西了。大哥转了几圈，又开始说话。他这回没把眼睛对着陶家，而是对着陶学。他说的就是沙湾那幢房子的事，要求三兄弟联合起来，阻止父亲续弦。大哥算得那么精细，对那幢房子可能带来的收入，就像扳指头那么清楚。陶家的单纯和快乐，就这样被大哥的冷酷和精细给剥夺了。一旦被剥夺他才发现，他以前看到的所有世界全都是虚构的。他害怕真实的世界，害怕所有与真实世界相关的话题……

   陶志强明显看出，想从他疼爱的幺儿子这里获得支持，是完全不可能的。幺儿子鼻梁上结成一饼的细汗，证明了他对父亲将要说出的话感到恐惧，因此不希望父亲说，尽管他根本就不知道父亲要说的是什么。陶志强默默地抽了两支烟，说：“我走了。”

   陶家是多么悲伤。他多么希望父亲留在这里，至少吃过午饭再走，但他心里被一种东西堵住了，竟然没说一句话就站起来，把父亲送出了门。当父亲孤单的背景在走廊上消失之后，陶家才把自己锁在屋里，痛哭流涕。

   陶志强虽没流泪，但他下到楼底，却感到整幢大楼都压到了他的身上。吃不吃饭是小事，他连幺儿媳妇和小孙孙都没看见就走了！当然，更让他牵心挂怀的，还是陶家。无疑，陶家已接近于废人，生活中稍微一点波浪，就可能将他沉入水底。幸好他呆在学校，陶志强想，面对的是与曾经的他同样单纯的学生，否则，那孩子是不会善终的。

   陶家跟他二哥离得近，但陶志强不打算去找陶学了；反正陶学的脑袋是长在陶科身上的，还不如直接去找陶科算了。到这时候，陶志强才悲哀地发现，自己最不喜欢大儿子（与陶家一样，陶志强最看不惯陶科的地方，就是他的精明），可真有了事，还只有大儿子才能帮他。

   如今的陶科，已是某电器公司的副经理，他穿着衬衫和背带裤，坐在暖烘烘的办公室里。陶志强被一个纤腰肥臀的小姐领去敲陶科的门，陶科唔的那一声，像从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小姐用她葱白般的手指，把门扭开了，先把陶志强拦在身后，对陶科说：“陶经理，有个老人找你，说是你父亲。”陶科站起来，朝后望，越过小姐高挑的发髻，看到了父亲扁平的额头，叫了声：“爸！”小姐听到这声喊，立即退向一侧，向陶志强微微鞠躬，做了个“请”的手势。陶志强进去后，小姐小心翼翼地关了门。这一连贯的动作，使陶志强心里不停地敲着鼓。是的，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个秩序……外面吹着干燥的冷风，像要下雪的样子，因此陶志强穿得很多，一进了儿子温度高达20多度的办公室，他的身上便痒起来，显得很不自在。陶科看出了父亲的不自在，将外套披上，对父亲说：“爸，我们回家去。”

大媳妇带着孙子到昆明参加全国钢琴大赛去了，这就是说，陶志强又看不到这边的媳妇和孙子。不过也好，这便于他说话。跟陶家一样，陶科看到父亲的第一眼，就知道他无事不会登门，他拿出一包中华烟扔给父亲，说爸，你先抽烟，看电视，我来做饭。虽然还没到中午，但陶志强真的饿了，就随了儿子。陶科从来不自己做饭，他老婆并没上班，在家当全职太太，因此家里也没请保姆，要是遇到老婆外出的情况，他就在公司吃，或者吆三喝六地去酒楼里吃，反正自己是不会做饭的。但父亲来了，他得要做出当儿子的样子。这是他与陶学和陶家在对父亲的问题上体现出的最大区别。陶志强不缺吃少穿，从不找三个儿子要东西，陶学和陶家看见父亲这样说，而且说的也是事实，也就少个心眼，听之任之，唯有陶科，不管父亲要不要，每年一套衣服那是绝对少不了的，如果沙湾镇有人去县城，他碰见了，必然要给父亲带回些营养品。

   饭菜做得油盐不进的，酒倒是好酒。陶志强吃着这油盐不进的菜，心里突然有了酸楚，喝过几杯酒，他动情地说：“科，我看你比上次回家时瘦多了，是咋回事？”父亲的话，让陶科感觉到一种陌生的温暖。从小到大，他并没得到父母的多少爱，这并不是父母不爱他，而是父母把爱的语言，都说给弟弟们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在家当老大的，往往就要承受这样的命运。他有些凄然地笑了笑，说爸，没关系，就是工作忙了点。

   一直到快下席了，陶志强才提到正事：“科，我这次上县城来，是有事跟你商量。”

   陶科说我猜出来了，爸你讲吧。

   “你别以为是那件事，”陶志强见儿子情绪不高，怕他误解，“你认识镇东那个叫三妹的吗？”

   陶科警惕起来：“虽然不认识，但我知道这个人，为啥说到她了？”

陶志强本来说不再喝酒的，可这时候又往杯子里倒了一点，说：“那是一个可怜的人。”

   陶科抽着烟，等待父亲说下去。

   “她以前是山河镇的，那地方挨陕西近。山河镇产煤，开了许多小煤窑，她丈夫一直在小煤窑里打工；她儿子刚满13岁，就辍了学，跟他爸爸一起钻洞子。6年前，那家小煤窑塌了方，三妹的丈夫和儿子就死在里面了。”

   陶科吐了一口腊黄色的烟雾，说：“哦……这种事经常发生。”

   “她丈夫和儿子死得太惨了，”陶志强沉思着说，“塌方后过了一整天，镇里和矿上才组织人救援；那家小煤窑都是这样，因为死了一个人，都是给家属一万块钱打发掉，如果从井下掏出个重伤员出来，就是无底洞了。事实证明，三妹的丈夫和儿子都不是当场被砸死的，而是一个断了腿，一个断了下巴，流血过多，加上又冷又痛，就丢了命。他们照例给了三妹两万块钱，允许她像往常一样去煤窑的食堂里卖豆腐，她在煤窑食堂卖了多年的豆腐。可三妹想不通啊，那段时间，她天天去找镇领导，要他们帮她主持公道。她哪里知道煤窑的多半股份，都是握在镇领导手里的，镇领导才是煤窑真正的老板，要不然，国家三令五申地要求清除小煤窑，为啥就清除不干净呢？镇领导说她扰乱办公秩序，把她关了起来，十多天里，她又哭又闹，嗓子都喊出血了，声音里都有股血腥味，血腥味把一个镇子都弥漫了，因此只好把她放出来。她不依不饶，又去找镇领导。这一回，不是简简单单地将她关进镇里的局子，而是要把她送到疯人院去。在离山河镇不远的夹皮沟里，就有一个疯人院。她知道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疯人院，就会真正变疯，她吓住了，东藏西躲，终于流落到沙湾镇来了。”

   陶科将香烟的过滤嘴在桌上　，恨恨地说：“是可恶。她为啥不向上一级部门告发呢？”

   陶志强一口喝尽杯中酒，吐着白雾似的酒气说：“她一个农民，一个女人家，头顶上就只有簸箕那么大个天，既然自己归山河镇管，山河镇就成了她唯一的指望，她哪里懂得了那么多。”

   陶科继续在桌上蹾着烟屁股，对山河镇领导及那个小煤窑的愤怒过去之后，他就想问父亲：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你怎么知道那个女人的这些故事？可陶志强把话抢在了前头，陶志强说：“科儿哪，我这回来，就是想帮三妹告状呢。”

   “你帮她……告状？那地方不跟我们一个镇、一个县，而且还不是同一个市，你怎么告？”

   “我要告的不是那回事，”陶志强说。

   接下来，他就把三妹到沙湾镇后的遭遇讲了。

   正像民警小卫知道的那样，三妹从没为了钱出卖过身体，她一直是被副镇长何开勋霸占着的。来沙湾镇后，三妹走投无路，去饭店酒楼求人收留。有一天她到了镇电影院旁边的王麻婆豆腐庄，表明自己做得一手好豆腐，老板见她虽然神情疲惫，却是肤色白净，穿戴齐整，就让她试试。她这一试，迅速为老板“王麻婆”（其实是个漂亮得出奇的年轻女子）赢来了好生意。大概在她进豆腐庄十余天后，何开勋跟几个人去了。“王麻婆”见镇政府一干人来，背过身去，深深地皱上了眉头。镇政府的领导到镇上的餐馆酒楼消费，包括何开勋在内，都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总是欠账，多年如此；镇上稍微有点像样的地方，都欠了账。他们并不是给不出那点钱，但就是不给。当然，不欢迎的心思只能埋起来，表面上，还必须恭敬得滴水不漏的。“王麻婆”偷偷地皱过了眉头，立即转过一张笑得像花一样的脸，并亲自动手，把位于中间部位最瓷实最鲜嫩的豆花舀给他们几人。何开勋边吃边赞叹，说：“听说你们这里来了位了不得的师傅？”老板说是呢，言毕将正忙活的三妹推上前来。三妹那时候穿着干净的大褂子，个子又高，看上去别有风味。三妹就是胖了点儿，可在有些女人身上，胖简直就是一种天赐的美。何开勋的眼睛亮了，问了三妹许多话，才让她过去。几天之后，他托心腹叫三妹去见他，详细地问了三妹的来历，三妹流着眼泪，根根底底地给他讲了。只要面前坐着领导，三妹就愿意讲她的痛苦。何开勋听罢，用粗短的指节叩着桌面，严肃地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又说：“你这么好的手艺，何必去给人打工？”三妹闻言，心下黯然。何开勋说：“我免费批你一块地，你起间房子，自己当老板，好好生活吧。”三妹当场给何开勋下了脆。可就在那天，何开勋就将她霸占了，此后，三妹再没能逃出他的掌心。后来，大概是何开勋进红瓦房的时候，被人看见了，又没看清是谁，或者看清了不敢说，就传三妹在做皮肉生意……

   陶志强叙述到这里，陶科再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他说：“你是想告何开勋吗？”

   陶志强说是。

   陶科笑了一声。是冷笑。“如果没有何开勋，她三妹有今天吗？”

   陶志强回答不出，只是说：“三妹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物品。”

   “对有些人来说，被当成物品比被当成人反而好受些。”

   这时候，父子双方都有了厌恶。对这场谈话的厌恶。陶志强又想喝酒，可提起酒瓶又放下了，生硬地说：“糟糕的是，三妹自己知道她是一个人，不是物品。何开勋霸占了她就不松手，还常常打她。挨打她能够忍受，威胁她就不能忍受。何开勋经常对她说：‘孙猴子都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你要是敢不听话，我叫人把你剁碎了扔进清溪河里喂鱼。’还说：‘你也不想想，你算什么东西？你不就是长着一身肉的女人吗？我要是想把你怎么样，还不等于掐死一只苍蝇？’你听听，这是一个副镇长该说的话么？”

   “何开勋是不该这样说，可这么几年过去了，他把三妹剁碎没有？掐死没有？”

   “他给三妹带来了恐惧！她一直在恐惧中过日子，天天晚上做噩梦。”

   “恐惧……恐惧也能成为证据吗？”

   “就算恐惧当不了证据，打人算不算？前几天，三妹被他打得太厉害了，脸上一个洞！要不是我，她怕要死在红瓦房里了！她几天不出门，我去把门叫开，照顾了她大半夜。”

   陶科以怪异的目光看着父亲，心里想，老头子啊，你真能干啊，看来，我以前对你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你竟然去把一个远方来的单身女人照顾了大半夜！……不过，此时此刻，这样的心思并没在陶科脑子里过多地停留，他想到的是一个在目前看来更加危险的问题。他说：“爸，你以为你有多大本事？”

   “我是没本事，但我有做一个人的良心。”

    听着这样的话，陶科几乎愤怒了，“哼，良心都是教别人有的，你千万不能自己有，谁有谁倒霉！你那么有良心，为啥干到退休还是个小角色？”

   陶志强这才发现，自己之所以不喜欢大儿子，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精细”。

父子俩沉默了。屋子里有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嘶嘶”声。

   过了好一阵，陶科似乎觉得对父亲的话说得过分，因而语气和缓地说：“爸，你也不想想何开勋是什么人物，你摸着胸口问问自己，何开勋在沙湾镇算不算一个能干人？他给沙湾人民做过好事没有？关键是，你以为他的势力仅仅限于沙湾镇吗？我告诉你，县里也有很多人巴结他，说不定市里还有！谁把他惹恼了，都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陶科本来还想说，他前两天才请来县城的何开勋喝了台酒，目的是托何开勋通关系给他一个县政协委员当当，但他发现父亲放在桌上的手如枯叶一样抖动，便没把话说下去。

   陶志强手抖，不是害怕，而是迷惑。何开勋的确是一个能干人，他每年都要做一两件实事。比如今年，他硬是把一个大型脱油厂争取到了沙湾镇———在清溪河流域，发现了好几个储量丰富的天然气田，按照以前的规划，脱油厂要修到县城去，何开勋东奔西跑地游说，终于说服了石油公司，让他们同意修在沙湾镇。当然，气田刚刚发现，投产需要时日，可一旦投产，沙湾的老百姓就有好大一批人不必离乡背井去外地打工，在家乡就能够挣到钱。何开勋的能干不容怀疑，但如果没有手中的权力，没有给他撑腰的叔父，他又干得出什么来呢？一个人因为自己能干，因为自己有权，别人就不敢惹了？一个领导干部，因为自己做过一些好事，就可以对某些人某些事为所欲为了？你何开勋是人，她三妹也是人啊！

   陶科见父亲一直不吱声，拿不准他是否被自己说服了，他问父亲怎么看，陶志强就把上面的想法讲了。他讲得很缓慢，很沉重，仿佛那些迷惑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陶科却松了一口气，他毕竟是了解自己父亲的，显得胸有成竹地说：“爸，你的这些问号，不是你一个人的，好多人都这么想。这证明啥？这证明社会本来就是这么安排的，一些人命好，一些人命孬，一些人领导，一些人被领导，这就是秩序。社会需要这种秩序，没有秩序，那不就乱套了？你说何开勋欺男霸女，可沙湾镇在发展！在整个社会上，像何开勋这样的人，甚至比他坏十倍百倍的人，多的是，但整个社会却也在发展，这一点你该承认的吧？（他见父亲在轻轻点头，因而说得更加铿锵有力了）这说明，社会的秩序是健康的，它在起作用，而且起着非常好的作用！”

   陶志强被儿子的这几句话彻底打败了。不仅社会有秩序，陶志强内心也有秩序，几十年来，他尽量与人为善，不愿意得罪任何一个人，这就是他的秩序。他谨慎地遵循，才赢得了人们的敬重，体面地活到今天。他怎么可以一时冲动，就与秩序抗争呢？……

 

   从县城回去后，何开勋再没去过红瓦房。他从派出所小卫那里知道了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小卫本来对何开勋很有些义愤的，因为三妹为何好几天不营业，慢慢在他们内部传开了。见到何开勋的前一秒钟，小卫都在想：像何开勋那种人，为什么就不能放过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呢？他是否正是看中了三妹的无依无靠，才把她当成掌上玩物呢？如果是这样，证明何开勋的内心是虚弱的，也是龌龊的……小卫正想着这些事，何开勋突然出现了。他是来检查工作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何开勋外出几天回到镇上，他都要去各大要害部门走走。派出所里，恰好又只有小卫一人，何开勋说：“小卫，这些天都还好吧？”小卫腾地一声站起来，说好，何镇长。讲了这句话，小卫的喉咙里就痒得难受，心里痒得更加难受，对何开勋的义愤像从来就没有过似的，激动地对何开勋小声说话。他说的就是那天夜里陶志强来请他去开门的事。小卫说：“我没去开。陶志强想借开门的工具，我也没借给他！”小卫怎么也没想到，何开勋听罢，会一巴掌拍在桌上（他虽然个子瘦小，手掌却像蒲扇一样大），厉声斥责：“你作为警察，不为群众排忧解难，还好意思表功？你的饭碗是谁给的？是老百姓嘛！老百姓给了你饭碗，你却不为他们办事，你的良心都到哪去了？啊！”话说完，何开勋反剪着手，气冲冲地出了门。

   小卫浑身冰凉，缩成了一块冰。那过后的几天，他提心吊胆，生怕何开勋的那只大手掌捂过来，把他这块冰捂化了，让他变成水，无声无息地渗入地底下去。但后来何开勋又到派出所指导工作，心气平和地说了很多话，一句也没说到小卫的事情，小卫才放心了，也对何开勋打心眼里敬畏起来。因为他发现，不是所有的小人物，都能随随便便地对上司产生义愤的。

   何开勋也从侧面知道了三妹几天不营业的事，他认为三妹是在装。一个会装的人，一个分明跟男人有染却不承认的人（他指的是三妹与陶志强的关系，他更加充分地认定，那次陶志强去红瓦房吃豆花，并不是转路转去的），证明是有心计的，而以前何开勋一直认为三妹只不过是他手里的一块泥团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现在知道她有心计了，就不想再碰她了。何开勋的生命价值，可不是用来跟一个女人斗心眼的。至于陶志强么，何开勋开始有些气，过后就一点也不气了。陶志强帮他接过了一个心理上的包袱，这没什么不好。

   既然不打算去碰三妹，那三妹在他这里享受到的好处，自然也会一笔勾销。

   三妹享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那幢红瓦房。

   红瓦房所在的位置，事实上是荒地的一部分。在既要建旅游区又要建脱油厂的沙湾镇，寸土寸金，任何一块荒地都不可能永远是荒地，何况这块地还紧邻镇子中心。好几年前，镇里就有人提出将荒地打理出来，即便不建什么厂子，修成滨河公园也好。对这些杂七杂八的议论，何开勋都挡了，他考虑得更实际些，他想滨河公园那东西，反正吃不得穿不得，早一天修晚一天修无所谓，修不修也无所谓。“有了更恰当的规划再动吧。”他说。但客观地讲，在他内心深处，并不是没为三妹考虑，把荒地留着，三妹的红瓦房就有存在下去的理由，至于为一间红瓦房就将一大片地搁置不用，那不是何开勋考虑的事情。在这个镇上，不就是他说了算吗？一块地算什么？现在，他突然觉得，让在这里上上下下的旅客看到镇东生着齐人高的苦蒿，实在有些不像话。他把这意见说给书记和镇长。书记和镇长说：“对，是有些不像话。”何开勋说：“将来的脱油厂，为避免环境污染，肯定要修到更下游去，既然大家希望建个滨河公园，就顺从民意吧。建滨河公园有个好处，它能使我们镇变得更大气，等到‘巴人村博物馆’建起来（因为出土的文物多，县里决定在那个半岛上修个巴人村博物馆），来旅游的人多了，入眼就很受看。”

   事情就这么定了。书记和镇长当即决定，修滨河公园的事由何开勋直接领导。

在清溪河流域，沙湾镇是富镇，要干一件什么事情，想到了就可以干，并不作难。陶志强还没从县城里回去，荒地上就开进了大批的铲车。机器的轰鸣声中，野兔狂乱地飞奔，大大小小的鸟，在冷硬的秋风里起起伏伏。只有在秋冬守候寂寞的昆虫才高高兴兴的，好像过节一样，因为它们并不懂得这是丧失家园的开始。

   陶志强在县城呆了整整十天。一是陶科的强行挽留（他怕父亲回去惹事），更主要的，是陶志强自己。他简直有些不敢回去。他回去该怎样给三妹交代呢？在那个秋风肆虐的晚上，他坐在三妹的床边，听三妹哭诉自己的苦命，那几个小时里，陶志强看到了崭新的自己。他觉得自己有价值，也有力量。几十年来，人们尊重他，是因为他是一个老好人，更因为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而此刻，他被三妹的哭诉震撼了，三妹给予他的毫无遮拦的信任，激发出他冬眠了一辈子的血性。他就是带着那种震撼和血性到县城来的。可是，他没想到自己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被大儿子打败了。他深知不是大儿子把他打败了，而是自己把自己打败了，但他没有办法。一次简单的“相遇”，到底敌不过一辈子的经营，曾经呼啸起来折腾得他坐卧不安的血性，现在不是埋伏起来了，而是干涸了。他住在大儿子家，见到了比赛回来抱着奖杯的孙子，陶学和陶家也时常带着老婆孩子过来，让父亲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陶志强陷入其中，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把三妹忘记。但是，三妹已经成了他身体上一块活着的伤疤，怎么忘记得了！因此，十天之后，不管大儿子怎样挽留，他都要回镇上看看了。

   那时候，荒地上的苦蒿几乎全部清除干净。以前，站在荒地外围看沙湾镇，它是那样精致而庞大，而今少去了这一大片阴影，荒地变成了空地，光堂堂的，扎人眼目，使镇子反而变得简陋了，小了。铲车早已推进到红瓦房旁边，但并没将红瓦房推倒，那间曾经安置了一个女人的全部生活与全部梦想的土砖房，成了一根面对剪刀的嫩枝。陶志强站在远处的马路上望，见红瓦房紧闭着门，门外平时用于乡民们歇气的几条条凳，也收了。他可以想象，三妹一定躲在那间屋里，像片嫩叶。毫无疑问，不及时将红瓦房推倒，是何开勋的意思。他在毁灭一个人的生活与梦想之前，还忘不了折磨她，给她带去更深的恐惧。陶志强心里起伏着，不知道自己离开的这十天里，三妹的病好了没有？她是否像他嘱咐的那样，继续营业卖过豆腐？不管怎样，如果此时还躲着不去见她，他陶志强就真不是人了。

   可是，他刚刚转过身，劈头就碰见了来工地查看的何开勋。

   何开勋笑容可掬的，那份随和与亲切，没有一丝一毫假装的痕迹。由于个子矮，他迈着快频率的碎步朝陶志强走过来，拉住他的手说：“老陶，好久没看到你了呢。”陶志强也热情地握住他的手，笑。他本来不想这么热情的，但那股子热情劲儿根本不听他的指挥，自然而然就表现出来了。他说是啊，我也是好久没看到何镇长了。何开勋没放手，皱着浓黑的眉头，关切地问：“老陶，退休了生活上有没有不方便的地方？”陶志强说没有，何镇长把我们安排得好好的，有啥不方便啊！你让给我们退休人员发放的过冬棉衣和取暖费，我们都领到了。何开勋把手收回去，两手交叉放在小腹的位置，很放心地说：“这就好，这就好。”陶志强道了谢，说何镇长你忙，我回去了。何开勋说好，好。

   双方都朝相反的方向走出几步了，何开勋突然回过头，声音尖细地叫了声：“老陶！”

   陶志强站住，转身应了。看样子，何开勋有话给他说，陶志强以为何开勋会像往常那样，主动走近他要说话的人，便在原地等着。可这回何开勋双腿打得很直，连动一动的意思也没有，陶志强只好走到他身边去了。何开勋朝红瓦房望了一眼，以他少有的、近乎漠然的声音说：“老陶，你去让她把东西收拾一下，最晚明天，房子就要推掉了，铲车是不认人的，推房子的时候，要是把家私砸烂了，划不来。”陶志强怎么也料不到是这回事，他的第一个想法是为自己申辩，表明自己与三妹之间，是清清白白的关系。然而，何开勋的眼睛一直不看他，他便也收回了申辩的心思，而是说：“何镇长，她是个走投无路的人，把房子推掉了，她就只剩一条绝路了。”何开勋提起后跟，用脚尖在干燥的泥地上钻，钻出了一个苍白的圆形，看上去像一只失掉眼珠的眼眶，之后又叹了口气，才说：“这些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哪。”言毕他朝前走了。

   望着他单薄而又挺直的背影，陶志强感觉到一种推山填海的力量。他无法与这种力量抗衡。

   陶志强心事重重地朝红瓦房走去。

   三妹正站在方凳上，用铁钻子将本来就龇牙咧嘴的土砖墙钻了个洞，望着外边的工地。陶志强轻轻敲门的声音，在她听上去仿佛雷鸣，吓得踩翻凳子，倒在地上。机器的轰鸣，使陶志强没有听清里面的响动，敲了许久不应，只得大声叫。三妹听出了陶志强的声音，忙起身去开了门，陶志强一进来，她又迅捷地将门闭了。三妹脸上的那块胶布已扯去，留下一绺鲜明的嫩皮。她火辣辣的目光望着陶志强，可是陶志强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把头低下去，露出根梢泛灰的头发。三妹的目光暗淡下去了，像燃尽的炭火。

   “陶叔叔，”她以乞求的、却并不抱信任的语调说，“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陶志强说要我帮什么忙你说吧。

   “何镇长他不到我这里来了，你能……去帮我叫他来吗？”

   陶志强的心像被针刺，他说：“叫他来干啥？”

   “我靠谁呢，”三妹绝望地说，“我只有靠他呀。”

   这样的话，在陶志强听来无异于一根着火的鞭子，抽得他脆弱的灵魂无处躲藏。他做了一生的好人，可到头来，站在他面前的一个绝望中的人，却必须绕开他，去向一个施虐者求救。陶志强觉得自己做人的尊严，已经滑到了最底线，不能再滑下去了，否则他就会变成跟恶棍没什么两样的人了。他情不自禁地跺了一下脚，厉声说：“快，收拾东西！”

   三妹不明白，三妹说收拾啥东西？

   “把你的这些家当都收起来，放到我家里去。刚才何开勋说了，最迟明天，就要推红瓦房！”

 

   一个鳏夫，一个寡妇，住到一间屋子里去了，这样的事情不要说在镇上，就是在县城里，也会构成最富色彩的新闻。沙湾镇还很少有人知道三妹是寡妇，但这无所谓，陶志强是个并不算老的男人，三妹是正当壮年的女人，这就够了。三妹只在陶志强家住了一个晚上，就引得满街上下都在谈论。那些老人们，特别是年老的妇人们，都是同声同调：“不要脸！再骚情，也等办了结婚证再说嘛，反正住在镇上，那么方便的！”他们又说：“三妹我们倒是能理解，她不是卖×么，一个卖×的女人，随便给哪个男人脱裤子都一样；就是那陶志强我们理解不了，平时那么谦和中正的，哪知道他还有这一手！俗话说得好，不叫的狗最咬人！”这些巴人的后裔，祖先那一点收放随缘的浪漫天性，早已荡然无存了。倒是年轻人很支持陶志强，见到陶志强，小伙子们就向他竖大拇指，还翘翘嘴角，眨眨眼睛，扬声说：“陶叔叔，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