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三条出来，以保障房打头，是没有忘记“政治正确”。这是中央政府在复杂的利益博弈中的表态。这是家长的态度。但作为儿子的地方政府，则未必能做到“政治正确”。地方政府的作为，往往以各地区的特点来解释，其实，“政治正确”作为一种原则立场，是不论地方特点的。

     比如，中央政府确定以投资拉动来应对危机，可是许多地方政府会加大“政府采购”——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转为政府公务员的收入进入了消费，扩大公务员的消费未尝不可，但无形中优先考虑了公务员的收入；而且扩大居民收入的“政治正确”政策下，公务员加薪也会成为操作的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就是为何“政府越有信心，百姓越可能心中没底”的现实机制。

     中国近年力倡学习新加坡，在危机中，新加坡政府公务员是减薪的——也许新加坡不用提扩大内需，反正，中国的国情是，公务员目前情况确不能减薪，因为减薪会“带头降低消费”，所以，中国的公务员会在这轮危机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各方面待遇改善，这恐怕是无悬念的了。面对危机，中央政府需要各级政府想各种招数去解决各地的发展、稳定与就业保障，要求地方政府作至圣先师是不现实的，在确保公务员的相对利益情况下，地方政府有积极作为，就不错了。

     在投资拉动的决策下，我们并不能保证政府投资于超前的基础设施就一定能拉动经济，也就是说政府投资大型项目，也有风险——资本风险、道德风险和制度风险，这么多风险，就一定比政府投资于教育、医疗、政府机构改革——这些事项也是要花大把钱、也能刺激一部分就业机会——的风险更小？后者这些事项在道德、制度方面的收益几乎肯定是正数，即使在资本收益方面也是长期稳定的，只是成本不仅仅是资金而已。

     或许，我们存在选择的余地：让国民充分理解、支持的情况下，忍痛从事既利于长线也有利于短线的措施，当然对短线可能效果不那么明显；还是以短线救急的名义，出台许多或有害道德、制度建设，即“政治不正确”、而且有巨大资本和金融风险的“快、重”措施？

     4万亿口号出来后，“快、重、狠”的招其实很难落实，以“萝卜快了不洗泥”来宽容决策的可能存在的风险，不洗泥而萝卜下不了锅，则执行风险倒回来转化为决策本身的风险。

     说了这么一通道理，具体到刺激房地产业的“国三条”，决策和执行的风险有以下几方面：

     一、对于决策而言，从去年“9、27”之后，应该力促降价的，却含糊不清地以“维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延误了促使房价降到位的时机，让开发商和消费者在打一场观望的持久战，两方均没捞到好处不说，还让本应在突破危机中再立新功的房地产业成为一个不着力的抓手。

     二、对于执行而言，南京、杭州、武汉、长沙、成都、重庆、大连等所谓房地产二线城市，处于左支右绌困境中，必将是这些城市政府面临发展、自身利益和信誉的多重风险之中，只有“周期”能稍解他们心头的困惑。

     一线城市中，北京、上海凭自身的行政资源可以相对自如地规避执行风险、而他们本来也不承担决策风险，所以，日子好过些；

     广州、深圳无行政资源可恃，就要靠在以往市场经济中所积累的教训和经验来规避执行风险了，所幸，这两个珠三角城市向新加坡、香港、外商学习，还真学了一点东西，这次表现得不错，广州、深圳房价降得最狠而不必政府披挂上阵，导致出乖露丑、信誉受损的局面，他们的压力在产业转型和保就业；

     三线城市受房地产之害较浅，如今立足于城市发展、招商引资可也，压力不大。

     总之，最可怜的是那些披挂上阵的二线城市政府，巨大的房屋存量，将成为一些官员的痛苦归宿，4万亿就是他们的壮行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