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已有不少学者认定日本近三十年来的持续低迷，源于“广场协议”的阴谋，任职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的黄巍和任职于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的陈学峰两人合写了一篇驳阴谋论的文章《“广场协议”打了谁的耳光》，刊登于2008年6月号的《新财经》。

     两位反驳的具体推理如下：

          谁设套，是美国还是日本自己

     “广场协议”的“阴谋说”基本上不值得一驳。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主动提议召开这次广场会议的其实并非是贝克，而是当时的日本藏相（财务部长）竹下登（1987-1989年期间担任日本首相），贝克只是选择了具体的会议地点。1995年，日本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刊物《经济学人》上刊登了一篇报道，竹下登本人承认了上述说法。

      关于竹下登主动参与筹备广场会议的一个佐证是会议召开的时间——1985年9月22日。选择星期日公布重大消息是各国政府的一个惯例，因为金融市场休市，这时候宣布消息可以给市场充分的反应时间。9月23日这一天是秋分，是日本的公休日，而欧美是不休息的。据参加广场会议的、当时的日本大藏省财务官大场智满回忆，当时代表西德参加会议的西德中央银行总裁培尔以为，日本是“广场协议”之后第一个面对市场在最东边的时区。后来得知第二天是日本的公休日，西德因此成为第一个开始营业的市场。培尔满脸不悦，认为落入了日本预先埋下的陷阱。

      即使竹下登没有主动提议召开广场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也是最受瞩目的一位。有一个细节是，在与会国的G5之中，媒体特别把美国和日期称为G2。广场会议前后围绕竹下登有太多的小插曲。比如，会议之前为了保密，竹下登在赴美之前先与人约好在成田机场附近的高尔夫球场打球，然后虚晃一抢直奔机场，穿着一身高尔夫球衣上了飞机。同机的日本中央银行总裁则戴了一副大口罩，以防止被媒体辨认出来。在协议发表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提问：“日本为什么会容忍日元升值？”竹下登的回答是：“因为我的名字叫‘登’啊。”（“登”与“升”在日语中同音）。

       由此可见，与其说“广场协议”是美国人打了日本人的耳光，还不如说是日本人自己蓄谋已久的一个大阴谋。

       由此文可见，两位作者认为最有力的依据是西德中央银行的总裁对日本公休日的始科未及。问题是，搞跨日本强势的经济，是一个天大的阴谋，是一个系统阴谋，完全不取决于某一场具体战役的得失，即使在“广场协议”宣布的时机对于日本人有利，何以证明小小战机的有利，就不是一个大大的阴谋的小小诱饵？

        就这么一点去论证“广场协议”不是西方金融资本的阴谋，显然不够有力。

       至于当今中国逐渐走强的经济，会不会遇到西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狙击，对于阴谋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