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五士谈王石与救灾(三)

王绍培:

今天的话题，贺博士本来想侧重灾后重建。但我想不妨把话题稍微拓宽点，到目前为止，5.12地震发生已经有两个星期了，最艰难的救人阶段已经过去，马上将进入更为艰巨的重建阶段，现在更应该是可以反思的时候了。我粗略地想了一下，觉得有这么几个点是可以关注的。

第一点是，四川地震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众所知周，本来之前大家都把奥运会作为今年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谁知道突然地震来了。现在可以说，地震肯定是今年最重要的事件，比奥运会重要不知道多少倍。首先从媒体报道的角度来说，电视台不间断地直播，各大网站全方位的报道，很多人都成为记者，从不同的角度发出了各自的报道。我记得戴安娜逝世时，据说全世界对这个事件报道的总量比报道二战的总量还要多若干倍。现在可以肯定，这次地震的报道总量，奥运会是无法超过的。这个天量的报道，为这个事件成为划时代的事件提高了前提条件。还有一个条件是，这次地震发生在特殊的年份，这是一个格外有激情的年代，由于少数藏独分子干扰圣火的传递，由于少数外国媒体的歪曲报道，很多中国人的爱国热情高涨，民族主义激情也持续高涨，有没有这个激情作为背景，是很不一样的。由于有这个激情的背景，这次地震因此有可能成为划时代的事件。但是，这个事件是不是最后成为了划时代的事件，也是不一定的。这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思了这个事件，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

第二点是，很多人都注意到学校垮塌了，在里面一定有很多“豆腐渣”工程，但更重要的是还有别的“豆腐渣”工程。我们现在都知道区别硬件和软件。学校建筑不行，这就是硬件的“豆腐渣”工程。那么，还有没有软件的“豆腐渣”工程呢？比如说，北川中学，新建的建筑倒掉了，老的建筑倒安然无恙。这个建筑还获得了优秀建筑奖的。这么一个“豆腐渣”工程，为什么可能验收通过？为什么还可以获奖？表面上是工程质量问题，但往深处看则是我们的行政体系、监管体系等等出了问题，也存在着软件的“豆腐渣”工程。我记得早在80年代，大家天天谈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喊了这么多年的口号，结果又怎么样呢？这次地震灾害中有那么多教室倒塌，我们的教育基础设施如此不堪一击。可见，光会喊口号是不行的，你口头上说重视，事实上一点也不重视，重视的只是那些家长，因为孩子没有别的出路，只能靠读书。所以，我们要建立起一种机制，一种制度，就算你不喊口号，这种机制也能保证你的教育不可能差到哪里，就算那些官员、包工头、承建商等等的人品未必多么高尚，但是，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依然可以信赖。当然，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机制本身不能是“豆腐渣”工程，要真正有效。通过这次地震，我们知道，光是喊口号什么也不能保证。

第三点是，这是一个观察集体无意识和大众激情的机会，我们并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机会的。为什么要观察这些东西呢？这跟抗灾可能关系不那么直接，但是，在一个群情激昂的氛围中，人们的行为、思维以及表述方式，都会受到激情的影响甚至支配，我们很快就要说到，为什么王石会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对象，跟这股激情是有关系的。在此之前，守护圣火、抵制家乐福等等，很多人的激情高涨，这股激情还没有消退，这中间一些人随着地震的发生转移了战场，一部分去当了志愿者，到灾区救人抗灾去了。还有一部分在网络上活跃。我觉得里面有些人可能变成了捐款的监督人。他们多半比较年轻，在现实社会上可能没有什么权力，也没有什么超越自己利益的宏大目标，也就是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权力饥渴”和“荣誉饥渴”。因此，有一部分人通过占领“道德制高点”和“正确制高点”的方式，或者通过跟一个宏大目标的相互联系，既能够尝到权力的滋味，也能够尝到荣誉的滋味。这个现象要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人都是有“承认欲望”的，需要被人尊敬、承认、听从，所以，一个人有这样的欲望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非常宝贵的，其实这是一个族群活力的源泉。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激情由于它容易绝对化、简单化、片面化，也很容易成为一种不宽容的力量，有时候甚至带有明显的暴力倾向，它会把任何跟自己稍微有点不同意见的人都推向被审判的位置，而且，往往把理性的表现理解为冷漠。这股激情既载舟又覆舟的两面性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第四点是，大地震给了全体中国人一次学习的机会，大家都在学习，不仅孩子向父母学习，政府也在向国外学习，所谓的精英也在向民间学习。我听说一些低年级的小孩刚开始在哀悼的时候还发出了笑声，因为他们觉得很新鲜，很好玩。他们的父母知道这个事情后，于是把孩子叫到电视机前，让他们看灾区现场的电视画面，看那些逝去的生命，看那些小孩无助的眼神，看那些失去家园的人民，于是孩子就知道什么叫悲伤，第二天默哀时，他们终于明白了这是对生命的哀悼。小孩子在学习，我们的政府也在学习。国务院决定把5月19日-21日定位全国哀悼日，这也是学习的结果。这么隆重和庄严的哀悼，对那些失去生命的黎民百姓的哀悼，在我国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大地震发生后，不少学者就建议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他们的建议获得国务院的采纳。这种学习精神非常可贵。另外，我们很多人都在学习，尤其是那些公众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高度关注，平时是很自然的行为，在这个非常时期可能是不对头的。在应对灾难、应对突发事件时，我们会受到特殊的考验。但我要强调的是，其实每个人都要学习，有一些喜欢指责别人的人，也应该反思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得体。以上是我的抛砖引玉。

侯瑞波：

关于万科“捐款门”事件也让我想起企业的也会责任。我在这里主要说两点：第一，我自己本身是做企业实证研究工作的，通过这次事件的考验，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成为常态。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也应该去量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树立企业榜样，鼓励更多的企业来学习。第二，我们呼吁政府提供更多的救助渠道，鼓励企业直接回馈社会，直接承担社会责任。相关媒体也应该进一步放大这种声音，我们提倡爱的风险，但是不提倡道德劫持。企业、个人都应该自觉接受社会的检验，企业也有责任接受社会的检验。

老亨：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行动起来了，大家都在尽自己的全力，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血的出血，义不容辞。同时我们也看见，一些网民马上成为各界捐款的义务监督员，免费地在网上发布捐款的排行榜，然后评价这些人捐多了还是捐少了。开始就有人议论姚明不够意思，还有查他在美国风灾时捐款的情况。也有批评刘翔的。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对灾情了解还不够，可能会有人认为，在那么偏远的山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吧，这也是开始捐款不够分量的一大原因。但后来，随着对灾情的了解越来越多，捐款的情况也就很不一样了。王石成为大家批评的对象比姚明、刘翔好像要稍微晚一点。如果他不是一个那么勤奋的博客写作者，不跟网友说那些话，也就没有问题或者没有把柄被人抓住。我认为他的话大致是不错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就认为企业没有捐款的义务。当然，我也看到郎咸平最近谈“由赈灾捐款引发的历史文化反思”，说中国人对西方历史基本的概念都不太深，在西方企业是上帝的企业，所以一开始整个伦理道德，整个社会责任感就是随着股份有限公司的成长，那就是当职业经理人发挥你对上帝的信托责任，你就要给这个整个社会，这个老百姓，也就是上帝所爱的子民创造财富，这是他们想的事。而中国人只想自己，不管社会。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也有人说万科是股份有限公司，是上市企业，而不是家族企业，王石也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所以捐款不是那么随便，需要科学决策。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关键在于，2008年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大家都被激情包围着、燃烧着。我要再次强调，激情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它意味着精神层面的欲望，黑格尔也是看重这个层面的，他说可以断言，没有激情，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能完成。但是，这种激情也趋势一些人抢占道德制高点，用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只要这个人可能没有达到，那么，这个人就被宣布为异类。在这么一个群情激昂的大背景下，王石说的那些话才显得不合适宜，但它符合常识。我觉得那些指责王石的人应该想一想，王石他们做的事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是好呢还是不好，是一种推动呢还是一种阻碍。反正我看见的是，王石的公司捐出了很多钱，他们很快就去检查建筑的质量，他们进入灾区考察重建，有人认为这些都是商人的精明，是利益驱动，似乎只有彻底地大公无私才是唯一可取的，这就很奇怪了。我认为他们的这些行为都是正面的，王石作为个体是杰出的，他的公司也是优质的。也许王石不是圣徒，他还没有达到圣徒的标准，他的公司更不是，但因此就要把他消灭吗？就要发起一场抵制万科的运动吗？把他消灭了对我们国家、社会、民族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