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纽纶堡和斯图加特，我们还不同程度地接触到了旧城更新的问题。从有关资料上得知，象德累斯顿和柏林在二战期间几乎沦为废墟的城市，旧城改造伴随着城市重建、国家重建和社会复兴的宏伟计划。因而在柏林我们可以见到各种规模的和层次的旧城更新。在柏林市规划局的展厅，我们还有幸和杭州市政府代表团的人员一起观摩规模巨大的柏林城市规划模型，并听取柏林市规划局官员的介绍。柏林的旧城改造过程，就是战后重建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5年至1970年代，这一阶段是德国经济振兴并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期，柏林的建设是在大规模清理废墟、按照原有城市脉络建设柏林，并伴随着城市新区的扩张，这个阶段对旧建筑保护显得不是很经意，除了一些特别重要的老建筑，大量一般性的老街区的重建遵守的原则都是比较粗略的。加之现代建筑运动的兴起，新技术新材料的大量运用，使得柏林的城市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历史进程是为了解决城市膨胀和重建的诸多问题所无可厚非的。但富于反思的德国人较早提出了“建设性破坏“的问题。因而在80年代至90年代，一股否定性的思潮占据了德国知识界精英的大脑，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社会批评理论，对指导德国近现代发展的启蒙辩证法、乐观的社会进化论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在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界也兴起了对乐观的社会进步许诺的质疑，在老的建筑与城市文脉中发掘肯定性的经验价值，这一思潮走向了“建设性破坏”的反面，即所有新建设都是可疑的，老的建筑应该原样保留，即使废墟也应尊重其历史价值。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几乎使建筑与城市规划界在旧城更新方面感到难以有所作为。正因为如此，自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一种整合以上两方面思想价值，并在新的生态伦理观下，建立阐释性的、有创造性的、多元包容的旧城更新或旧城复甦（old city regeneration）计划获得知识精英、政府和民众的认可。目前我们在柏林看到的就既有庞大的柏林墙两侧地区旧城振兴计划，也有一些规模非常小的都市插入体计划。

    在柏林战后重建中，台伯河畔的历史中心区重建是非常精彩的一笔，而在过去的十多年，柏林重新成为首都，首都的一系列大型办公楼、政府工作人员居住区，及柏林市政府办公楼均选址于该区，台伯河在其南侧蜿蜒而西，平坦的绿洲上出现一组方格网中透着不规则变化的这组大体量建筑。而统一后的柏林更精彩的部分，在于与柏林墙拆除有关的那部分“死亡地带”（Der Todesstreifen）建筑的闪亮登场。与很多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们亮相柏林选择住宅建筑的方式有所不同，当代大师们大多选择为振兴“死亡地带”而崛起的商业楼，如伦佐·皮阿诺设计的奔驰中心，赫尔穆特·扬设计的索尼中心，矶崎新设计的柏林人民银行，拉斐尔·莫尼奥设计的凯悦酒店等。而近十多年来，关于犹太人的纪念建筑更是屡有巨型杰作，从柏林墙倒塌前的小型社区作品，转向繁华大街旁的大型作品，给柏林的更新添上了厚重的历史性、反思性气氛。其中最突出的是早几年落成的由丹尼尔·利伯斯金设计的犹太人博物馆，外型是扭曲着的铝合金外壳，不规则的室内空间着意营造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恐怖感，一间又一间的空屋子，就象犹太人全部被掳劫一空，墙上刻满被放逐、屠杀者的名字，永远也写不尽的名字。另一个犹太人纪念碑是由彼得·埃森曼设计的，不规则的混凝土六面体被无形的格网固定于地面，布满整整一个街区，这些体块象是被刺刀划出来的豆腐块，死亡的沉寂，空中飘荡着暴力施虐的气息。柏林，在反思、忏悔中更新，因而没有其他国家城市更新中常有的轻松、欢愉，城市建筑上那些冷静而严格的细部线条，在刻写一个难以忘怀的年代的永远不能忘怀的故事。

    除了这些大型的公共建筑在城市更新中扮演着主角的角色，大量的城市肌理的重建也是意味深长的。如阿尔多·罗西为一个街道连续体所作的改造设计。设计基本上沿续了原有的尺度处理，但从色彩上突出红和黄色的纯色块，使该连续体从长长的街立面中跳出来。内院空间与原有庭院处理基本相同，只是简单的绿化和加一些更有趣味的小型设施。意大利建筑师罗西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大师，设计的建筑是古拙质朴而又大胆怪异的，他在意大利的创作思考专著于利用城市的类型元素，如烟囱、桥梁、手工作坊用具与城市大尺度构成元素的类比关系，从日常之物中发掘恒久不移的元素，赋以了强烈的精神意味。这种类型学方法，在欧洲城市更新中常常见到，如前文提到的罗伯·克利尔和他的兄弟利昂·克利尔亦是个中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