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八仙闹海来

　　中央政府再次出动八部委联手整顿高房价问题，坊间戏言为八仙闹海，各有高招，有凌波虚步的，有捣桨划浪的，有坐高空气球的，有钻海底岩洞的。此动静，看出三点端睨：一是建设部原来所说的宏观调控的效果已逐步显出来，看来是落空了，以致于中央政府不得不动用小半个国务院来究查效果到底怎么样；二是在民间关于房地产市场的诸多问题议论得比较透彻的时候，八部委反而糊涂了；三是有关部委一再表示要以市场的方式解决问题，却又屡屡站起来又坐下，坐不住又站起来，想要用点非市场的狠招，除去目前不成熟的房地产市场的非市场因素。

　　各部委的出发点是好的，走的路却总是生岔。看来，还是要多吸收一点民间智慧，机关智慧是靠不住的。

　　据观察网络上关于房地产的议伦，大致都会同意，政策性住房和商品房是两个领域，政府可以动员国有房地产公司和政府的住宅局结合，多提供保障性住房，让商品房市场在重税下运行。这个主意是不错，但地方政府恐怕不太愿意承担过重的保障性住房负担。过于强调加重地方政府的这种负担，对城市化也不利，因为城市化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也要花不少钱，何况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本来就不堪重负。但现在较发达城市之政府还是算有钱的，基础设施形象不错就是明证。而转移支付给贫困地区和农村，是中央政府的事，地方政府并无此职责，如果说地方城市政府可为贫困地区做点义务，可以在吸纳劳工和劳工培训上多投入一些。所以，地方城市政府对保障性住房，应该有一个复杂而周全的建设和分配机制，不急于求大成，不搞“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大煽情，而是扎扎实实按照本城的需要与可能来做保障性住房的工作。比如深圳，以土地出让金归地方的部分的5%来搞保障性住房，恐怕比例是偏低了点，达到50%如何？这需要研究。

　　现在有人把全世界的资金流动性作为中国房价猛涨的终极原因，这恐怕是想纵火烧掉中国的城市化。又有人把日本70、80年代的泡沫作为中国当今产生泡沫的参照，恐怕掩盖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远远没有达到日本的70、80年代水平。

　　但是，我们有一种错觉：我们的一线城市似乎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太大。这个错觉是非常害人的。地区差异固然是客观的，但国家不可分割而论之，国民不可划圈而论之，血脉不可阻塞而论之，在一个普遍还比较贫穷的国度，城市里钱多得起泡，农村穷得连跳起来骂的兴趣都没有——房地产泡沫讨论基本是城里的事，这是极不正常的，造成这个局面，不是国际上的资金流动性，而是我国现行的人口、金融、税收和土地政策等造成的。

　　八部委要找房地产畸形发展的原因，人口、金融、税收和土地政策是比较基础性的原因，是可以拿捏到位的原因。至于往深里去找，文化的原因、价值观的原因，没有太大意义；找宪政的原因，不实在；往浅里表里去找，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图眼前利益，那还不能算原因，它跟高房价一样是表现的现象。

　　人口问题，包括中国城市化的人口控制，大城市群的人口集中，城市劳动力的报酬与福利、迁移的自由、就业优先的城市发展，抑制以知识经济、资本经济名义对体力劳动的剥夺，等等。

　　金融问题，包括建立健全公正透明的金融服务体系，抑制少数人以国际化名义的资本运作的巧取豪夺，发展穷人的经济学体系，等等。

　　土地和税收问题，包括正确对待中国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所形成的垄断收益应该更多通过税收方式收归公有；城市土地的增殖部分，应该更大比重由中央政府收取作转移支付，而不是由地方政府作小金库；尊重政府垄断土地的逻辑一贯性，作为经营性土地无论是何种方式出让，均应视为垄断收益，相应地应减少开发商的暴利（对开发商不限价，但课重税），除了中央政府以土地出让金和所得税方式征收的部分，地方政府在土地垄断收益中，应该作为低收入阶层的租房补贴。

　　从人口、金融、税收和土地制度上作出大幅度的改革，就可能规避所谓资金流动性的侵扰，因为在依然贫困的中国，张扬资金流动性的客观性是非常不正常的，它表面上的客观性，是因为基础性的制度不善造成的，开发商在这个事情上倒是可以免去很大部分罪责的。对于矫治房地产市场而言，人口和劳动力政策显效周期较长，而金融、税收和土地是最具市场属性的手段，且可以较快见到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