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于大江健三郎的“中日和解”

据北京青年报载，大江健三郎到北师大附中去演讲，他的心情是异常紧张的，甚至比他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致辞都更紧张，他是对全中国的孩子、全亚洲的孩子演讲，而主题就是为了消解因为日本人的野蛮行径在亚洲造成的普遍怨恨。

亚洲没有理由不对暴行怨恨，但没有理由对一个种族仇恨。亚洲人要消除对日本人的恨，却又是以日本人的战后反思、深刻道歉为前提。

这种态度，在理性上是站得住的。但在具体行为上、言行表现上，亚洲各国人士不妨采取这么一个态度：怨恨埋在情感深处，但不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中与日本人打交道，仍雍容大度、和颜悦色、君子作派。早些年中国媒体大肆渲染日本旅游团在珠海买春之事，我个人以为是令中国人继续蒙羞——不是说中国女孩子卖春多么可羞，而是媒体的做法显示出我们多么地自卑、小气、不地道。至于每到时节有人呼吁抵制日货、日常场合无缘无故对日本人不恭敬、鄙视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成为基本态度，那也是非常愚昧的。

大江健三郎是深谙鲁迅著作的，他从鲁迅的思想中领悟到了人类的大爱。他的中国之行，也遭到了日本右翼的抨击。为了和解而来，却遭到狭隘的记仇者的仇恨。日本右翼的态度也是可耻的。

我提倡仁者之仇、君子之仇、大爱者之仇，而不主张鄙薄之仇、小人之仇、狭隘之仇。

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勇敢地面对来自内部的专制、不公正、邪恶的力量，并大声说出来，表达对公正、正义的追求和对邪恶与不屑的抵制，更为重要，更为迫切。至于对日本人曾加害于我们的暴行，记到心里，恕形于色而怒不形于色，才是真正有骨气的君子。中日、日本和亚洲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和解，我们暂且不论，日本人能不能深刻道歉，也不是中国和除日本外的其他亚洲国家人民能决定的，我们能决定的，是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能不 能有君子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