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善意”为基础的邻里交往

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与作为日常居住者，对于邻里交往的要义把握会有所不同。

作为知识分子，看到警察注视下的人际交往会极度反感，而作为市民，哪怕是从事不大能见人的偷情——倘一对婚外恋情侣漫步于公园幽静小径，能碰到不远处巡逻的警察，没准还能有意外的安慰感。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邻里交往之间的“善意”，均能在经济理性的复杂分析下，证明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算计”。有时候，我们常人尽管也无法说明这种经济分析到底有没有道理，但正如动机的动机的动机，不是动机，结果的结果的结果，也不是结果。比如，我对邻居家的孩子表示关爱，说反过来，我希望邻居对我的孩子也表示关爱，这还是能成立的。但若说我善待邻居孩子的，是希望她长大后能对我儿子好，或者至少她能介绍一个女朋友给我儿子，或者我儿子的儿子将来可以跟其女儿的女儿做朋友，那就是无意义的推衍了。

所以，邻里交往，应该是建立在一种简单的善意的基础上。这种邻里关系，还可以应用于国与国之间。比如我们送一对大熊猫给日本鹿儿岛动物园，就以此象征“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爱下去”，就是废话，甚至说希望如此，也是徒劳。

回到简单的善意，真的不能作知识分子的深刻状的交往。比如老大妈们扭秧歌，老大爷练陈氏十八式，社区内组织友爱家庭评选，社区内主办“友谊、关爱”演讲比赛、募捐等等活动，从深刻思考的角度，很多活动是充满俗气的热闹，但是，我们千万不能鄙薄这些热闹。在这些热热闹闹的活动中，民俗得以充盈其人性，善意得以氤蕴其氛围。

对于社区交往来说，大家愿意凑热闹，是因为平时交往中许多可能发生冲突的地方，有一套合理化解冲突的机制。

记得在乡下老家，我度过的童年一直笼罩着一片阴影，就是因为有一户不那么友善的邻居，他家里人平时游手好闲，专事偷鸡摸狗，一旦被抓住，往往还穷凶极恶地扯出菜刀要剐人。与他们家的任何微小冲突，要么就是两家群殴，要么是由着他们家骂冲天娘，骂声往往从深夜传出来，吵得四邻鸡犬不宁。

有时看文人写的笔记小说，记述某地民风淳朴，百姓人家待人多么多地善良耿直，但三句话不合就可能拳脚相见，我就认为这种记述是矫情的。文人可能想要表达一个现象，即逢人且表三分笑的民风，可能是笑里藏刀的。但从我自己半生经历，我真的喜欢逢人且有三分笑的地方居住，而不喜欢那种民风粗励的所在。大体说来，那种有使枪弄棒、习武成风传统的地方，不是什么好地方。

许多城市规划专家说深圳的城中村从形态构成到生活氛围有诸多好处，但有一点，可能是那些并未真正在城中村居住的人未曾体会的，就是大大小小各种帮派渗透于城中村，实际上对城中村的邻里交往造成了许多不那么舒服的障碍。开个店面，除了工商税务城管等“白道”部门要办有关手续，可能还面临各个帮派的收取保护费。与邻居的任何冲突，都可能引发帮派冲突。有几次因小孩半夜高烧，去医院，遇到那种血糊面庞脖上挂吊带的伤员，几员精壮汉子在扶持着，这种在发达国家可能成为地方新闻台必播的事儿，在我们这里可就是司空见惯呵。善意何存之有？！

为了超现实层面更深刻地理解社会变迁，则当代西方文论中充斥的“制度暴力”、“言语暴力”，可能会成为时髦的中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关注的对象，而实际生活中，那种赤裸裸的刀枪、拳脚的暴力，还严重地干扰着中国人的生存和生活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