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来愈窄的田间小路

有些“农民意识”，其实是产权不晰状况下人精明理性的表现。如经过二十多年分田到户后的土地经营，我老家的田间小路，以年复一年的边蚀，原来可走手扶拖拉机、达1.5米宽的路，现在仅剩30～40㎝宽，而原来30～40㎝宽的路，现在仅剩15㎝左右，在农田灌水季节，窄窄的田埂，被水一浸泡，常发生塌落，挑百多斤的谷担子，很难在这种湿软不堪的埂上过。这一切皆因为原来分田时，只标明每家每户多少亩地，路并没有被分掉，所以那些宽宽窄窄的路，理论上都是集体公有的，而公有的，就是供用逐渐侵蚀的。

同样命运的事物还有：因迂积、侵占而堵塞的河沟、水池、水库。我无论如何想像不出，短短二十多年，原来留在我心目中如湖泊般的大水塘，如今竟然经迂塞而长满蒿草，原来可以溯流而上捕捉小鱼小虾的溪沟，如今成为水漫而过的湿地。

在集体化时期，冬季大修水利是例行公事。在管理者看来，这样既能让河流得到修浚，道路畅通，也能打发冬季农闲时农人们无聊的时光。如今，从集体化的低效率中摆脱出来，但并未彻底明晰土地权利的乡下，凡是未明晰的地方，就出现了被侵蚀或堵塞，总之是丧失其应有的土地功能。这已成为桎梏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

很久以前，即承包到户之初，乡下就有人提议过，要将道路、河流的边界明确钉桩，并明确养路、修河的责任，可以通过有偿方式落实。但这种高明的提议没有被各级政府采纳，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缺位太多、太久了。这么些年来，政府职权行之于乡下的，是管住农民的床上运动（计划生育）和收费（各种税、捐）。现在，中央政府下令减免农业税，则仅剩床上运动一项了，何况这一项也慢慢松驰了。

有一点经济学常识就知道，造成这一局面的，并不是可恶的“农民意识”，而是“公地的悲剧”。

在政府缺位的情况下，农民们还是在尽力维持某种秩序。如修村道，贪婪的村委会是没有公信力也没有执行力的，村民们也不是毫无办法，他们就推举乡间贤者襄其事。贤者之名不是虚浪的，是长期在熟人社会中积累成的，果然，贤者们管理村民的捐款，道路很快就修好了。道德保证了效率。

但是，另一种情况深深困扰村民，就是三、五户村民共同需要的机耕道或沟渠，村民们至今不知如何算成本帐。因为仅仅是这三五户的需要，这段路或渠不可能成为村里共修的，只能由这三五户自己来议决。但往往是靠近干道或源流的人家，抱着修亦可，不修亦无大碍的想法，后面几户人家亦各抱心思，因而往往导致事无可成。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均摊成本是最佳选择。希望农民们尽快明白这个道路，可减少好多无谓的争议，有助于微观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