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就在那里

在深圳，流传着一个关于城中村的趣闻：当代著名的城市规划学家弗里德曼对陪同他参观游览的深圳同行表示，最能代表深圳、最能体现深圳精神、最能表达深圳生活之活力与魅力的，就是原本为千夫所指的城中村。

一方面是政府和公共媒体在揭示城中村的短处：它没有符合城市规划条例所规范的房屋间距、市政和公共设施、有消防、安全隐患，存在各种不道德、甚至违法的人群和行为，等等，政府在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旗帜下，要改造之、修正之、完善之；一方面是如上则趣闻所代表的，具知识分子观光客气质的学界人士，在为城中村的复杂、多元、暧昧、令人恐惧而确富生机的社会生态主张其合理存在的理由。

城中村凸显为现象，以及社会各界对它关注的方式，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切片。这个切片有其病理脉络，有其生命力的表征，却唯独找不到治疗的理想途径。

作为典型的守法的知识分子，除非你作为观光客匆匆掠过，否则，在城中村找不到合法状态的惬意生活的。这充满了悖论：知识分子为之叫好的那种情境，是排除了知识分子式的生存空间的。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城中村是作为剧场或研究观摩对象的角色，而作为社会底层人物到城中村来找生活，这里就有他可能的生活：交保护费或收保护费，做小买卖或拉皮条，卖欢或兼卖酒站柜台，做暂栖于此的白领或兼蓝领，做钟点工或兼演员模特……，有的人混得好些了肯定会搬走到“高尚住宅区”去，在这层意义上，城中村既是一个驿站，也是一个“孵化器”。

它对只能享受低成本生存的人，因为看起来象是低成本社区而成为当然的选择。实际上城中村的生活并不真正便宜：它高昂得必然在生存者身上打上深深的烙印——有时候就是真真切切的血印。

它对痛苦承受着“生活在别处”的高成本生活的人，可能仍有一种施虐和受虐的双重诱惑，恐惧和惬意，警觉和放松，如果没有遇到意外，城中村就成了印证其此处高尚生活的一面高度清晰的镜子。

总之，城中村就是城市的一部分，正象得了脚气的脚仍是身体的一部分一样。早些时候，有人如愤青式叫喊，哪里痒就把哪里切掉，现在，人们不那么认为了，当然这并不是洋和尚一句半句夸奖的咒语得出的效果。